轻轻抽开如丝带一般缠绕着香山与龙门山的伊河，一轴历史与文化的长卷，便轰然奔泻而来。眩晕一般，还没有来得及感受伊阙的战国烟云，我已一脚站在了一座热闹的古城街头。看两旁似曾相识的装饰和容颜，感受着种种来自异域的风土和人情，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重回北魏，正在等待着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壮举次第上演，而我身处的洛阳旧都，也正在再次走向它的辉煌，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亚洲的文化中心。历史记载，那一年，正是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那一年，孝文帝终于下定了迁都洛阳的决心，他推行的那些有关南北文化融合的改革制度正在得以全面深化，而最重要的是，那一年，令后世永远瞩目的龙门石窟正在启奏它穿越时空的第一个音符。
一场浩大的文化工程，在孝文帝的指挥下，终于盛大开幕。
也许当年孝文帝决定在伊阙一带开凿佛龛，只是源于个人的信仰或者统治的需要，但当这一工程向历史传出第一声浑厚而激越的斧凿声时，不可知的未来就已经做好了传承的接应，并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将它演绎得跌宕起伏，淋漓尽致。
从孝文帝和他的王室贵族们共同经营的石窟寺，走到与一代女皇武则天密切相关的奉先寺，今天的人们只需要短短十几分钟的行程，但历史却在期间刻录着一百多年的足印。从表面上看，我们只能看出两处雕刻技艺与审美情趣的一些变化，但蕴涵其中的，却是历史与社会深刻变迁的缩影。当今天看到体态丰腴、表情端庄、美仑美奂的卢舍那大佛时，我们不禁要对繁荣昌盛的大唐盛世浮想联翩，对武则天以及所有唐代美女们当年的容颜浮想联翩，对光芒四射的唐代文化和艺术浮想联翩。也许，关于卢舍那大佛像的原型就是当皇后时的武则天模样的说法，只是民间一种淳朴的传说，但谁又能够否认，卢舍那大佛像身上所展现的，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对美的高度认同和追求呢？
如果说公元493年孝文帝开凿古阳洞其实就是开创了龙门石窟文化艺术的第一个高峰，那么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无疑就是把龙门石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时期，无论是在佛像的数量还是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尽管历史的烟云在龙门石窟身上留下了太多深刻和粗鲁的印记，大量珍贵的文物惨遭毁坏，但就是那样一些残缺不全的大小佛像和碑刻题记，依然掩盖不住它们曾经的辉煌和光芒，依然构筑起了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一个神圣殿堂！
龙门石窟的开凿，起于北魏，迄于宋、明，前后绵延了400多年的时间，其中最主要的支撑力量，是几个朝代的王宫贵族商贾巨富权势和财富的释放，是一代代能工巧匠智慧和汗水的结晶；而掩藏其后的，则是帝王将相商贾巨富对权利和富贵的永恒追逐，是寻常百姓对幸福和安定生活的美好期盼。
徜徉在这样一座气势磅礴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里，我不禁深深怀念起那些为建造这个宝库而付出了毕生智慧与心血的古代艺术家们。大型群雕满眼皆是，但艺术家们的生命形态却再也无法还原，有多少人试图探究当年他们长年累月在这里劈山雕凿的时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和心境？对1500多年前的大批来自社会底层的无名工匠而言，他们的现实理想也许仅仅是用自己艰辛的劳作，换取家人的基本温饱，而他们自己就在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刀凿斧辟之中，消耗着毕生的智慧和心血，营造着一个寂寞而缥缈的精神空间。当一些我们今天看来精美无比的艺术作品终于被认可完工的那时那刻，不知道那些工匠们最大的感受是“终于解脱”，还是陶醉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而产生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
历史没有纪录这些古代雕刻艺术家们的名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许多故事也早就烟消云散。不知道我们今天站在龙门石窟的门槛前，用尽量高贵的词汇对他们进行赞美，用尽量虔诚的姿态对他们进行膜拜，用尽量神圣的目光对他们进行解读，是否能带给他们一丝的慰籍，重塑他们作为艺术家的尊严和人格。
隔着伊河，与卢舍那大佛遥遥相对的，是香山居士白居易长眠的白园，其后，是能够让所有人自然联想到白居易长诗《琵琶行》的“琵琶峰”。半移生计入香山，那样一位名垂千古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就静静地躺在龙门山水之间，与周围的石窟一起，共同守望着人类永久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