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和我亲哥同姓同名同字，我觉得有些奇怪。堂兄人高马大，至少比我亲哥高出一个脑袋，总是穿着整洁的对襟衫或中山服，衣服虽然是粗布，做工却很精细，常常惹人羡慕。那是小时候的事了。
堂兄家离我家很远，母亲说他住在“后山大队”，那里群山连绵，树木参天，山高路险，出一趟门很不容易。然而我常常看见堂兄走村串户，活跃在我们“前山大队”一带。原来堂兄是裁缝，是专门为别人缝制衣服的手艺人，他的活跃原本是一种生存状态。
在乡间的路上，堂兄总是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缝纫机架，另一头则是机头，被人们称为“牛儿”。到了雇主家里，他就把机架和“牛儿”组装起来，踩得嚓嚓的响，那响声是乡村里激动人心的音乐。
堂兄常来我家，但不是来做手艺活的，多是歇脚，或找点水喝。我粗略估计一下，堂兄真正为我家缝制衣服，大约两年才有一次。即使这样的稀少，我却并非每次都能沾边。我家兄妹共有六人，一般是哥哥姐姐穿过的旧衣服，母亲打上补丁后再让弟弟妹妹穿，所以大哥和二姐福份真好，虽然干活比较辛苦，但总归是有新衣服穿的。
有一次，大概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堂兄在我家摆好了缝纫机，把我叫过去，亲切地说：“三毛弟，来量量尺寸，这次你要穿‘的确良’了。”我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一颗心激动得咚咚直跳。他的手掌很宽大，手指很粗壮，却相当的灵巧，拿着一卷软尺在我的肩膀、手擘、背部、腰部不停地比划，轻柔得从皮肤到内心都有些发详。那软尺仿佛跳跃的线条，就那么几个来回的组合，似乎就绘制出一件新衣了。接着，他左手拿着直尺，右手拿着粉色的碳笔，在铺展的布料上潇洒地勾勒，再用一把看起来很笨重的只有一个指环弓的大剪刀沿着碳迹唰唰地剪，布料就被切割成若干小块。母亲说堂兄的手艺特别好，废弃的边角料特别少。
我还是最喜欢听那只“牛儿”的欢叫，就站在堂兄旁边，看他把一块一块的布料魔术般变成一件新衣服。衣服缝好后，堂兄让我穿上试试，说实话，我一穿上就不想再脱下来了，因为那是我的第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我仅用手抚摸一下就有说不出的幸福。那时，我是多么地感谢堂兄。但还得脱下来，因为堂兄还有绝活要做。卷袖口、剪扣眼、缝扣子，他都做得那么专注和精细。我以前常常看见母亲为我们缝缝补补，也是那么专注和精细，但动作总不及堂兄那么好看。
据说堂兄的缝补活儿是相当有名的，一件破损的衣服，只要经过他的手，如果不仔细瞧瞧，就难以发现上面打着补丁。于是乡里邻里常常找他帮忙缝补，他大小也成了个人物。有一次我在学校和同学打架，撕破了对方的衣服，老师要求我必须为同学补好衣服方算和解。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去找堂兄，但我又不知道他家到底住在哪里，于是只要碰见熟人就打听：看见我堂兄没有？终归是没有找着堂兄，我那时是多么地想念堂兄。
这一想念就是数年。我参加工作后去了一次堂兄家，是母亲带我去的，据说是堂兄做生日酒。这时的堂兄虽然明显有些老相，但身材仍然高大，衣服仍然整洁，同那些来祝寿的农村亲戚相比，他根本就不像个农民，一派儒雅的味道。他却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是一个长期从事手艺活儿，逐渐被土地淘汰出局的农民——他对农活十分生疏。
但他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在成品衣还没有进入乡镇市场，供销社的门市部还只陈列着一卷一卷布匹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要招募自己的徒弟，在集镇上合办一个缝纫社，为自己再造一个舞台，但苦于资金短缺，这事黄了，他又向乡镇企业负责人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由此他的境况越来越不如先前了，生意越来越冷清，最终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孤独。他整日呆在家里，望着“牛儿”出神，怔怔的出神。间或也能听见“牛儿”的欢叫，有时是他在为自己缝制新衣，因为他从不穿别人缝制的衣服；有时是受人之托，在为死去的人或即将死去的人缝制寿衣，那也是他的看家本领；有时是在温习手艺，他说手艺人的手总是常常发痒。平时，他把“牛儿”放在一张干净的木桌上，盖上蓝布罩子，像供奉家神一样供奉起来，还不时为它擦身、上油。
如今，曾经穿过他缝制的衣服的人们走远了，曾经找他缝过补丁的人们也各自忙碌去了，而我还时常记起，深山里居住着堂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