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先生

我的先生名曰周复刚，2004年我就读贵州教育学院时，他是教院中文系的系主任。
那一年学院把中文系迁到小河区，我拖着大大小小几包行李，像一个外出打工的难民，只差几步就到了大门口自己却不知道，不停地打先生的手机问学院的地址。
正在我四处张望寻找学院的牌子时，前方一个穿黑色西装大概五十来岁的老头向我招手，一边示意我往他那个方向走，一边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
那时我虽与先生通过几次电话，却素未谋面。在办理入学相关事宜时我通过好友引见，与先生通过几次电话，先生为我提供了尽可能提供的帮助。好友一直说先生是一个待人特好的人，我还没见到他就在心里对他有了好印象。
当我意识到这个向我走来的人就是中文系大名鼎鼎的周复刚先生时，他已经伸手接过我手中的行李包把我引进校园了。后来先生不止一次地摸着我的头对系里的老师与同学说：咱们中文系这个才女，是我亲自接来的。
先生开始说这话时，我已经入学几月了。喜欢写作的我到了中文系如鱼得水，频频地在院报上发表文章，又在文学社里组稿看稿，还在诗社与同学们搞文学沙龙，同时在学生会里做了干部，组织并参加了各种比赛。几次获奖让我在系里风光无限，先生就对别人说我是中文系的才女。
我认为这个称呼在先生的口里说出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可是因为先生的学识太高名气太大，这个称呼很快在中文系传开来。一些只知其名没见过其人的师兄师弟师妹师姐，因为对文学的狂热，竟慕名要请我吃饭，让我不甚惶恐，一次也没敢赴约。因为我担心这些文学青年见了我的真面目因为对我失望从而对文学失望，这个罪过太大，我不敢承担也承担不起。
先生上我们的训诂学，上课前常有一个同学把他的大茶杯提前拿来放在讲桌上。茶杯很大，是有盖的那种，杯子的盖通常是盖上的。先生进来，站在讲台上，揭开盖子，茶的热气冒出来，他便把盖子翻过来放在旁边。第一次喝之前总要吹一吹，这个时候茶已经不烫了，我们认为他是把浮在茶水表面的茶叶吹开，连喝两口后，先生清清嗓子，精彩的讲课就开始了。
那时候同学们认为能帮先生拿茶杯是一种殊荣，一个班只有几个同学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大都是他比较赏识的同学。但是先生却从未叫我帮他拿过茶杯，倒是在外面餐馆吃饭的时候经常叫我，我们三五个同学围在他身边，桌上是冒着热气的饭菜，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菜——酸菜会豆米，这是先生的家乡菜，也是他每次吃饭时唯一点的一道菜，其余的全是我们按自己的口味点的。那时候的先生，与我们没有一点隔阂，一顿饭常吃几个小时，吃饭是次要，喜欢听他说话倒是真的。出了餐馆的门，有的挽着他的胳膊，有的拉着他的衣服，还有的从背后帮他捶肩……其乐融融，其情融融，这哪是先生与学生啊，分明是一幅和谐动人的天伦之乐图！
我认为先生不叫我拿茶杯是出于对我的怜惜，他见到我的时候总说我肤色苍白，肯定是在学校生活营养不够，所以以至于他连拿茶杯这样的事也不忍让我去做。这样的关切不能不让人心里油然而生一股温暖。
事实上先生上我们课的时候已经59岁了，但看起来却精力充沛。他说与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而系里那些政务却让他烦恼。“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坐在中文系系主任位置上陪伴了几任校长几任书记的先生常念叨这句话，他称自己已沦为一个政徒，学问的渊博与人格的清高使先生时时处于痛苦和矛盾中，处在良心的拷问之中，他鄙视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鼓励中文系的老师们大胆培养学生的个性。用先生的话说：要把学生教“坏”，这个坏字在这里是贬词褒用，如“坏笑”，又好比恋爱中的女人娇嗔地说：“你真坏”！
于是中文系的学生们，个性就有些张扬，有些狂妄，甚至常有一点点的“野心”。中文系的教授们，便常为学生们的某些过激行为（比如不同意给抗议食堂伙食不好带头拒绝入食堂吃饭的学生处分这样的事）与院里领导争辩，如此几次过后，中文系在院里便落了个“护短”的名声。但是，又因为学生们只要有好作品，教授们都不遗余力地竭力推荐，中文系又获得了一个“爱才”的称号。先生常对教授们说：“你的学生有了好作品而不能在社会上流传，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是做先生的失职。因为别的人不懂不理解其价值，不推荐尚可以原谅。可作为学生师友的老师是内行人，是明白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的人，你不倍加推崇不奔走呼告，岂不是你的不是？”在先生这样的理念倡导下，中文系里不管年老的教授还是年轻的讲师，都能做到治学严谨，胸襟博大，人文关怀做得最细最到位。
先生老家是农村的，因此对贫困好学的学生最为关爱。记得我上一届有位叫唐定坤的师兄，在古诗词方面颇有兴趣，也有一些研究。先生常把他叫到家里去改善伙食，几天不见就要打电话找他，他老兄手机欠费停机时先生不知帮他交了多少次话费。一次他与我聊天时说教育学院他最怕之人就是周先生，我很惊奇，追问：他常骂你吗？他摇摇头说不是,先生从不骂他，他怕先生是因为先生对他太好，他觉得如果学不！太对不起他了。
听说这位老兄后来终是不负先生所望，硬是将弱势学科英语攻克下来，本科毕业后考上师大的研究生，算是给自己也给先生一个比较像样的交待了。这应该是先生在人文关怀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典型。
年逾花甲还站在讲台上的先生，长期保持着长发的发型。有学生放肆（当然也是先生惯出来的），一次在课堂上大声地问：周老师你为什么要留长发？这难道也是一种时尚和个性吗？先生笑了笑，笑容里却有了些许的悲凉：老周年轻时也如你们一样，喜欢剪小平头，清爽而精神，现在年老，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头顶一圈全秃了，没办法只有将边上的头发留长些梳到中间将秃顶处盖住，这叫“地方支持中央嘛”！提问的同学悟过味来，鼻头早已经发酸。再坚强的人，又怎么抵得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一句“地方支持中央”的调侃，饱含了多少对人生的无奈和达观？
对于人生，先生这样来总结：“人生如蚕。教师的人生尤其如此：青少年时代，拼命吃桑叶，吞食营养，然后作一个茧，将自己封存，开始吐丝。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就是一个吐丝的过程。可是，有很多人，作了茧就困在里面，走不出来，僵死在里面，一辈子只能做一个教书匠。教师的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