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已是一个很遥远的历史了，但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文革”的记忆非常深刻，我的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那个时期度过，它的点点滴滴总会在脑海中浮现。
（一）突变
当年那场革命，充满了狂欢的色彩，大街上经常人满为患，满大街的标语大字报，五颜六色的传单。那个时代的绝大数人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投入到这场革命中。当时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每天照常上学玩耍。只是全国的中、小学一律全部停课，课堂上都改为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
那些日子家里的大人们都紧锁眉头，开始只是觉得大人们好象有什么心事，一连几天夜深了还凑在一起低声嘀咕着什么，给人一种感觉好象要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几天后，果然应验了我的感觉。记不清是哪一天了，父亲突然不回家了，妈妈每天晚上也要半夜才能回家。我不知道家里、世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那一天，因为大姐要随青年们下乡插队到偏远的凌源去，在临走之前，经同意允许和父亲见上一面。那天妈妈领着我们姐妹几个，来到关押父亲的学校，只见学校的走廊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上面写着打到某某某,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用通红的笔在名字上打上大大的叉。我惊慌失措地躲在母亲身后，来到关父亲的地下室，看管人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到门前去看，轮到我时，我只记的，我从关父亲的门上的小窗往里看，（门玻璃被拿下，上面用铁筋一根根钉着）里面很黑很黑，好半天眼睛才适应，我看到父亲本来就清瘦的身体，更加消瘦，头发被剪得乱七八遭，胡子也很长很长，腰弯弯着，好像直不起来，（后来才知道是被打的）以前那个潇洒英俊的父亲，变成憔悴不堪的模样，父亲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接下来的日子，大姐下乡到了凌源，二姐到工厂学工劳动，家里只剩下我和七八岁的小弟，母亲每天要参加学校办的学习班，接受批判教育，晚上到半夜才能回家，原本快乐的一家人，突然只剩下我和弟弟，原来什么都不用我干的家务。现在我只能赶鸭子上架，每天做饭我只会搅面糊糊，还不知熟没熟。那时都是烧煤炉，我也不会封炉子。有一次半夜母亲办完学习班回来敲门，我迷迷糊糊的起来开开门后，就一头倒在地上不醒人事了。（煤气中毒）把妈妈吓坏了，抱着我给我灌了醋，两天后，我慢慢好了起来。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深，有一天半夜母亲回来后，坐在炉台边，一边喝着我做的面糊糊，一边默默地在流泪。当时我小也没在意，后来回想起来母亲在那时是多么的不容易。当时的那一切给母亲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心灵摧残是难以用笔墨形容出耒的。
直到后来，我才从父亲的口中，知道了一些当时的情况。父亲有个的弟弟在马来西亚，他们一直通信，在60年我国自然灾害后，叔叔资助我们，给邮些腊肉、奶粉、衣物、还有钱。在“文革”期间就因为这个叔叔，因为有海外关系，被怀疑成特务，说钱物是特务经费，来往通信是特务活动。抄家时又发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北京驻沪特派员，是父亲当兵时，从军校毕业后被派到上海时证件。这一下他们更认定父亲是特务了，父亲被关在地下室有七个月之久，那个时期工作组的的头头，天天找母亲让她和父亲划清界限，天天办学习班，学习改造。父亲在那里也遭到了很多非人的折磨，父亲的腰就是那是留下的残疾，每到天冷时父亲的腰都会疼痛，坐下起身时都要扶着东西才能站立。以前并不知道，父亲的腰是那时烙下的毛病。直到现在才从父亲口中知道。
后来对父亲看管的不是那么严了，因为父亲做过肺切除手术，他们允许家里给父亲送饭，母亲就把每月仅有的几斤细粮，都留着给父亲，天天做好了让我给送去。冬天，母亲怕饭菜凉了。她用棉花做了一个饭包，把饭盒放在里面，这样父亲就可以吃到不凉的饭菜了。有一次我送饭回来，母亲从饭包的夹层里取出一张小纸条，那是父亲写给母亲的。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父亲母亲就是靠这种方法，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才渡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