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的老房子

我奶奶的老房子在樊城磁器街上。那是一栋非常襄阳的古老民居，两层的木板房子，上面一层阁楼不住人只放些杂物。临街的一面墙除了柱子外，清一色的是二十多公分宽的上下通到底的厚板子，叫“门板”，中间有两块板子是做门的，所以门不宽，如果有大点的东西搬进来就得从后门走。一块一块的门板间当然不像砖墙或土墙那样严丝合缝，是会有缝隙的，晚上的灯光或早上的阳光从缝隙中透进来，一缕一缕的，有人从光前走过，影子便遮住了光。这时的我最喜欢躺在床上看人影，一会走过一个人，一会又走过一个人，伴着说话声，跟当时看电影差不多的感觉。我说的这些都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那时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专门的菜场，菜农们一早晨便挎上一篮子菜或挑上一担菜，沿街叫卖。我奶奶一大早就搬个板凳娃儿坐到门外街沿石上，看到卖菜的人来了叫住，讲好价钱就买。那个年代街上的居民没有自来水吃，吃水要自己到附近井里挑，我奶奶肯定挑不动，我和弟弟还小更没力气，只好买水吃，家里备个大水缸，每天早上喊“挑水的”给挑一缸，好像是三分钱一担吧，不过那时的收入也低。
本来我家在襄阳城，一到暑假的时候，奶奶便把我们姐弟俩带到樊城老房子里，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我奶奶家的邻居还不少，一个杂院，前前后后住有五六家，压面的李家与我们只隔一条二尺宽的羊肠过道，后面还有谢家，其他几家都记不清姓啥子了。李家和谢家的娃子们有好几个与我们姐弟年龄相仿，他们都与我们友好相处。李家的娃子们年龄隔得远，老大当时已经参加工作了，老六还不满十岁，老五生下来时看又是个女娃儿便起名叫“够够”。我记得老大在电影院工作，我们好羡慕哇，但是他很遵守制度，从没有让我们去看免费的电影。
李家的人很和善，面条也轧得好，生意自然也不错。人们一般是从粮店里买来灰面（襄阳人把面粉叫做灰面），然后到面铺里换成面条，给点加工费，比手擀面省事得多。我记得李家的人多但房子不多，只有一趟三间，人老三代住在一起，好在李家只有老大是儿娃子还住在单位，其他都是女娃儿，住宿的问题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白天把门板一下，床铺板一拆，临街的一间就是面铺，门口左墙角支个轧面机，那轮子的直径足有一米，木绞把都磨得光溜溜亮晃晃的。我从小营养不良个儿矮，踮起脚勉强能够得着木绞把，只要轧面机上没人，我都要乘机上去轧会儿面。我确实是感到好玩才喜欢轧面的，面粉和成一些蚕豆大小的面团，不能太湿，太湿了会粘在轧面机上，成面条后晾起来好断，经过轧面机初轧成面片，面片要反复轧几道，然后再轧成宽窄不同的面条，最后用细竹竿晾起来挂在木架子上，天晴的时候，晾面条的木架子就放在面铺右边的派出所大门边上。
派出所是我们的又一个邻居，派出所的民警跟居民的关系十分融洽，见了老的小的都热情。
我们的另一个邻居是粮店，粮店在一所又深又高又黑的高大房子里，整个磁器街的居民都在这个粮店买粮食。在计划经济年代，买粮要粮本，上面写有每人可买的数量，男女老少的粮食定量是不同的，我奶奶是成年人，月定量27斤，小娃子们年龄不同定量也有区别，工厂工人因为是力气活所以最多可以定到35斤，大家都十分向往当工人，工人不仅粮食定量多，工资也会高一些。有一回我奶奶叫我去买了一斤四两面粉，交待我说到面铺里去换细面条，还特别交待那四两灰面都给他们，我理解成都送给面铺。回来后我奶奶一看不够一斤四两问我咋回事，我说你不是叫我把四两灰面都给他们吗？我奶奶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也不再吭气。在粮食紧缺的年代四两灰面可不是个小数哇，我年龄小不懂得心疼东西，所以不再乎，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不晓得，但几十年来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我想到我奶奶每天节衣缩食，我怎么这么笨，连奶奶的话都理解错了，无缘无故把东西白白地送给人家。
我奶奶就是我奶奶，一生只识得自己名字的家庭妇女却教孙有方。我奶奶实实在在的重男轻女，有段时间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当时我十岁左右，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含意，但有一点我是理解了，那就是天天要学习做饭、洗衣、买粮、买煤甚至做针线活，这些就是我暑假时的部分功课，而我的弟弟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处疯着玩，后来成人了我总问他：“你那个时候天天在哪儿玩？”反正不到吃饭睡觉的时候看不到他的影子。我奶奶总叫我帮她穿针，穿着穿着就要钉扣子、补袜子、补衣裳，最后还学起了纳袜底儿。这都是我奶奶的策略。比如她做饭叫我烧火，然后是蒸干饭、煮稀饭、擀面条、发面蒸馍馍，这样高难度的事情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竟然都学会了。
1967年的夏天，襄樊因武斗断江（渡船停渡叫断江），我妈和我奶奶还有我们姐弟俩回不了襄阳城，在樊城住了几天粮食都吃完了，菜也没有卖的，我妈一决断，带着我们姐弟俩搭火车下了汉口，我妈先回襄樊了，我和我弟弟在汉口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这时我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武汉人自己不会蒸馍馍，都是拿灰面到馍馍铺里换，馍馍铺里的馍馍半生不熟的粘牙，我自告奋勇地对爹爹（武汉人对姥爷的称呼）说，我来做么样？爹爹怎么会信一个十来岁孩子的话呢，用一斤灰面让我做试验，结果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爹爹的袜子破了没人补，有了做馍馍的经验，试探着问我行不行，还用补一只袜子给一毛钱做诱铒，没想到我又成功了，到我回襄樊时我的小钱盒里已经攒了近十块钱了（当然还有过早节省下来的钱），于是我拿九块多零钱跟我奶奶换了一张十块的整钱。我成家以后，全部家务事都是我自己打理，包括我儿子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做，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根本不相信我会这样能干，他们都认为我只会写文章。为此我十分感激我奶奶，如果没有她的封建思想我不可能如此能干。
到了文革时，我奶奶的房子差点没保住。因为我们长年在襄阳城住，我奶奶就把房子临街的一间租给别人住，中间的门用锁锁起来，有时我们也过去住几天。没想到这家人住着住着不但把中间的锁撬了，还占了全部的房子，并且不加租金，我奶奶前去交涉几次不起作用，别人告诉我奶奶说你惹不起他，让他们住算了。租房子的那家人是襄樊当时很有名的老中医的女儿，一般人都躲着他们，我奶奶不信邪，那天早晨坐在门口骂起了大街，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