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假烟假酒已司空见惯，各种假车假货充斥市场也习以为常，可新闻加假再加奖到底等于什么，不是靠赵本山已玩熟的脑筋急转弯就可一下子思量清楚的。尽管市场上的假货至今仍东躲西藏的欺骗消费者，可总归有打假的部门予以监督，使其未敢明目张胆地长驱直入。可假新闻似乎钻了某种空子，至今仍名正言顺的、四平八稳的挤占着新闻真实的位置，欺骗大众迷惑世人。人们也已见怪不怪麻木得习以为常了。
想之假新闻之所以有人乐此不疲，象制假的机器一样一个劲地以假乱真，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利”字驱使。最源头的造假是手握笔杆或坐在电脑前的码字者，码字者与单位及上司形成互惠互利的需要，这“惠与利”是颇引人深思的。“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只是《王杰日记》里在那个年代王杰的思想，现在一些人正好得把那三个“不”字去了，这一去就有了适应假新闻繁殖的“气候”和“土壤”。如果仅靠脑筋编造的假新闻能象假种子一样被人识破其假，或者象惩罚假货一样让其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那些精明透顶的造假者才不会干这费精劳神出力损益的傻事呢！可奇就奇在这种假不但可随意制造，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倍成倍的“奖”，并且这又假又奖的新闻还有广阔而博大的“市场”。这种世上最没风险的好事，能有其制假功能者何“造”而不“为”呢？！
笔者的计算功能很差，几乎将最简单的加减乘除也忘得一干二净，但有一点我是可加以肯定，就是即使现今的数学大师，也难以分毫不差地计算清这假新闻“产出”与“流通”的成本损耗数额。不是难算，而是：到底有多少领着薪水和未领薪水的造假者？又如何在密集的新闻中象筛沙子一样筛出那些出笼的“假货”？从制假到出假的过程到底需要多少成本投入？并且到底有多少很不平凡的人在这种假新闻中得到最实在的“利益”？又是多小多大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难以估算的，更难以精确的计算。正因为投入太高，正因为难以计算，所以也难以建立这种打假的机构。再说“奖”，有人认为对假不罚反而奖难以理解并觉稀奇，其实并不稀奇，因为那假是以真的面目出现的，又因为那假是设奖者需要的。“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这是《左传′昭公五年》里讲的政风，现在一些从政者又正好相反。
当假新闻象瘟疫似的由小到大的蔓延并侵蚀社会健康的肌体时，就产生如此的现象：制假的获利者象注射了“催生剂”，越假越造，越造越多，四平八稳坐在正义的椅子上狠着劲地制假出假以假自乐；最大的获利者象喝了兴奋剂，偷着乐的时候还没忘记对编假的鼓励：“人物是塑造出来的，成绩是写出来的，我们设有新闻奖，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还有一些不识时务自认为对社会负责的人在暗下这样议论：“看，又是一条假新闻，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不假，那编假的椅子能轮上他坐吗？”有些火爆性子的人干脆满口撂脏话。真不知一个有点正义感、有点道义良知的共和国公民听了这样的话会是啥心情！
艾青说“人民不喜欢假话，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这话是万分的正确，但这里有一个真假混杂的辨别问题，不仅仅需要辨别的能力，也不仅仅是辨别多少假话，也不仅仅是会不会打动人们的心的问题，而是假话堆集的时候，即把人们假的麻木和无需或无心辨别了。这对一个没有泯灭道德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来说，是遗憾的，是可怜的，又是可怕的，可怕的麻木，麻木中的沉默。
假事形成一种暗流会将原本正常的大脑变得不正常，不正常在好坏不分、是非不辨，并以耻为荣沾沾自喜。耳边不时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一篇稿又发了”。说者高兴得象一笔买卖交易成功。接着就可清晰地听见这位对奖的倍数、奖额的估算。我拿过样报一看，问：“写的都是事实”？答：“啥事实，现在这类稿好发表，谁不愿意让宣传好？！真稿倒真，可谁给发？真稿是大记者的事，咱就只能编编这既好发并有人喜欢又有奖的稿吧”。真是好端端的一个人被这有奖的假新闻给弄得神神乎乎不真不假起来。一个社会，这样的人逐步增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引人深思的“样子”会使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忧心与不安。然而想着这个“样子”，就想着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应该恪守“良心与正义”，不能以假乱真，不能以耻为荣。用文字造假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它有多高多大的“奖额”，无论它能给多少人带来最最实际的“利益”，假的仍是假的。“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