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信念：写作，必须学会做退一步想。退得越多，文字就越好。
大概是在2002年初，我见到了刚刚获得第二届鲁迅散文奖的作家王雁。他皱着眉头看了我的一篇散文，说：“你能不能把这四千字改成一千五百字左右？”我说不能，他立刻下了断语——“那你就甭想成名！”直到2003年年末，我才慢慢感觉到了他的深意：好文章，没有赘物。从此以后，我不再像坐马桶一样把肚里的货全倒出来，而是狠下心来，大量删除文章中相似、重复、罗嗦的句子和段落。终于，自己的文章有点样子了；不过，依然缺少韵味。2004年年初，我写了一篇题为《梦，风生水起》的文章，发给了一个大学讲师的网友。她说：“结尾非常不好。你已经想明白这事了，读者也就不必再想了，感觉没味儿了。”我一下子被点醒了，当时就把结尾改成一个不得不带着困惑的启程。一下子，文章就活了。——是的，这就是我内心的真正思想。可是，当初怎么就没有发现它的魅力呢！它就在我的身后啊！
对！我太想把事情说明白了，总想着不断前进。这正是最大的错误！
文学面对的是生活。问题在于，人们永远不可能把生活——或者存在——想明白、说明白。早在先秦时代，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洞悉了存在的不可知和真理的不可说——“道可道，非恒道。”无论哲学还是文学，都不可能给生活（存在）提供结论，而只能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哲学的方式是把生活（存在）抽象化，只能使用概念；文学的方式是把生活（存在）对象化，必须采用形象。因此，对于写作者来说，即便他的哲学思考再深刻，也要学会利用具体的形象来表现。尤涅斯库有一部著名的荒诞剧《椅子》：两个老人宣称自己发现了生活的真理，要向全村人宣讲；他们不会说，只得委托一位演讲家来说，自己却双双跳海；然而，演讲家居然变成了哑巴！——这个故事有着露骨的哲学思想：生活（存在）的真理就是这样晦暗不明，无法言说。但是，即便如此，尤涅斯库使用的毕竟还是形象语言，他的手法，就是比喻和象征。面对生活（存在）的根本困境，写作者既不能不说，又不能直说；既不能直说，又还得实说；既不能漏说，又不可全说。他要传达感觉、经验和思想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运用比喻和象征——“寓不尽之言于象中”。即便写作者已经洞悉某些永恒的真理性，他也不会说破。
一是不可说破，因为艺术传达的是感觉，而不是概念。读者需要直接感受艺术作品，而并不需要受到教育。与此同时，读者比任何写作者都更加聪明。一方面，写作者只能是一个，而读者却是千千万万；另一方面，当读者看到作者写下的东西时，就已经站在作者的肩膀之上。
二是不能说破。艺术的发现是一种特殊的直觉，只能采用暗示、象征、比喻的方式去展示和传达。《庄子》有着深遂的哲学思想；然而，庄子并非在宣讲哲学，而是在展示哲学的形象。
语言即比喻，语言即象征。凡是死在言下的，不是呆子就是蠢材！仔细阅读鲁迅的《过客》，我们会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文中的过客尽管坚持走过无尽的坟地，却也没有否认老者留在坟地的选择自有其合理性。鲁迅给他的哲学思考做出了形象的展示，但是，他思考的结果也仅仅是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尽管过客选择了继续前行，但是，他的结局如何，坟后面是否还是坟，却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想象和思考。大作家的作品通常都是如此：似乎给了你一个结论，但却并非真正的答案，而只是一个思考的起点。他们永远不会把确定的东西交给读者。这是他们的花招，也是他们的智慧。
在对这些东西产生领悟之前，我的感觉还很肤浅。在修改完那篇《梦，风生水起》之后，我觉得：写作，必须扩大词语、句子阐释和理解的可能性，给读者留下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写作，并不是用自己的想象，把文章填满；而是要唤起读者的想象，把文章填满。我开始自我感觉良好。直到不久之后，遇到了野人先生，我才真正明白，自己还没有窥到写作的门径呢！在他的指点下，我才慢慢明白，写作者不可能评判生活（存在），而只能发现生活（存在）。他要绝对忠实于生活（存在），并学会在生活（存在）面前一步一步地后退，使生活（存在）不断显露出真实的面目。写作者不仅要学会失去语言，而且必须学会牺牲自我。唯其如此，他才能赢得艺术。
时间过得越久，我就越是坚信，使写作成为写作的那个彼岸，看起来似乎非常遥远，其实就在退步的脚下。彼岸之后，还有彼岸；因此，对我来说，写作也就成了一个不断退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