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政频出，一张张开出的信用支票、一笔笔不知从何预算的救市资金，刷新着平头百姓对数字可理解的上限范围。股市、楼市、内需、出口、投资、消费，似乎没有一个不需要挽救，“有形之手”越抓越多，越管越细，甚至前后矛盾、令人啼笑皆非也在所不辞，刚刚一个“拟不增加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脱口而出，发改委马上开始起草“全面刺激内需，大幅提高工资”的方案。然而，正是在这频频出台的政策步伐中，我们终于开始感觉，经济形式已经危急到了一定程度，“经济危机”——这个曾经在教科书中被形容为万恶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东西，终于在我们无论试图怎样摆布、扭捏、掩盖的姿态下初露端倪。当然，这个字眼，在掌握主流口径的专家那里是不愿承认的，而在作为旁观者，别国的次贷、危机都是可以被我们一遍遍剖析和咀嚼的，甚至被幸灾乐祸者视为输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好时机。
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剩余价值的揭露，无法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来阐释这个危机的成因，倒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认识我国目前出现的问题。如果在承认都有危机的前提下，美国和中国危机的成因显然截然不同。从政治经济角度看，美国危机的祸根在于对“民主”的过度信心，而中国的原因则是对“民主”的信心不足。
对美国次贷危机的通俗解释是：金融资本的贪婪→金融创新→消费过度→信用危机，然而，再深究一下，无论是资本贪婪还是消费过度，政治背景和制度成因才是催生剂。克林顿和格林斯潘都赶上了好时光，然而，无论克林顿的惠民减税在当时显得如何亲民，格林斯潘的低利率如何造就一个又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时过境迁后，任何政策上的偏颇都会造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效果。克林顿时期代表的民主党派，一些列如减税、刺激消费、降低贷款担保等看似“民主”的承诺和所谓“亲民”的政策，最后终于成了副作用明显的强心针，百姓们在“民主盛世”的幻境中，天真地消费并透支着、签署着一沓沓看不懂的文件，上面盖着那些他们认为最有权势的机构公章，忘了自己贫穷。而富人们也暗自高兴着自己的创意，为商品市场的虚假繁荣欢呼，为一时掩盖贫富矛盾——需求不足的万恶源头而庆幸。当然，危机祸根也早已在这个时期就已埋下。
而今天，中国经历的经济问题，是个百姓都知道，不是西方那种消费过度，而根本就是内需不足。当出口行不通后，10余年后，内需被再次提起，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目前政策虽多，救市数目虽大，听起来虽好听，仍无法阻止我们的疑虑。“大跃进”式的造铁路、修水利、快马加鞭上项目，难道能“效率优先”？官本位式的买外债、涨工资、修住房，难道能“兼顾公平”？时不时动起农田的主意，差一点就把农民的全部身价——耕地变成所谓的“信用资本”，不怕再造一个馋人的万万亿市场，却成为国之根基的送葬品？
如何刺激内需，如何鼓励投资，是政策的难题，更是制度的难题。因为，无论怎样的刺激，内需和由此产生的投资都是需要底气和信心的。低效的政策，不仅产生巨大的政策成本，对特权的维护，更会瓦解社会阶层的上升流动，彻底瓦解穷人的消费底气；另一方面，政策的随意性和摇摆性，更会摧毁富人的投资信心。对“民主”信心的不足，无论强心针的如何激烈，毕竟是昙花一现，最终终会因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导致市场的萎靡不振。当然，这些都是在市场环境才会出现的问题，有时候，为了掩盖问题，我们并不承认自己处于一个充分的市场竞争中，而是鼓励“二元体制”欲走愈远，就像我们时常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有形之手”可以管住市场的方方面面，可以用比市场更高效率的手段，调节好我们的经济。
格林斯潘等神圣人物的光辉正在时间的背后慢慢消退，打着民主旗号的政治游戏还在继续，一个轮回间，民主党再次以经济拯救者的姿态上台，这一次是否还会矫枉过正，选举的美国百姓也许无法求得深解，他们只是以自己手中微弱的权利做了一个表态的姿势，答案自然要交给历史。民主政治，是19世纪的武器，还是21世纪的美梦，在政治制度改革愈攻愈坚的中国，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