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月的漫长预约等待之后，我终于拿到了这本据说很不错的书——《小姨多鹤》。想读这本书的缘由还得从今年某月某天的一份《南方周末》说起，那一期的文化副刊上评出了2008年度长篇小说，排名第一的就是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各个评委都给了它很高的评价，当时心中就痒得难受。拿到书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有快感，有遗憾，但更多的是震撼。
故事情节真实而又显离奇，大意如下：1945年，日本战败后，十六岁的日本少女多鹤，没有选择村长给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村民做的抉择——以死殉国！而是在生的本能下开始了逃亡生活，一路上经历游击队的堵截、苏联大兵的袭击、村民的自杀、胡子的掠夺，最后还是被国民党军警装进麻袋卖给东北某小车站站长的儿子张良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良俭的老婆朱小环因受日本鬼子的惊吓而失去生育能力。在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张家的关系变得暧昧而怪异。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本人的身份不仅成为张家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而且也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文革当中。一方面，多鹤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多年的生活磨合也使“丈夫”张良俭对她的态度，由最初的视她为纯粹“传宗接代的工具”到后来变为“欲罢不能、欲拒还休”的另一个女人；另一方面，她又是生活在朱小环身边的“情敌”，亦是难舍难分的朋友，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为张家几十年恩恩怨怨的根源。
说实话，在看这位本书之前，一提到“侵华战争”、“日本鬼子”，我是把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亲手生吞活剥了他们才能解我们的国之仇、家之恨的，但读完《小姨多鹤》，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战争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民族！原来善恶评价并不是这么简单！原来历史可以这样来看！
在自己所熟知以及所读过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涉及“侵华战争”、“日本鬼子”的作品里，总是带有强烈的单向感情色彩，绝对的二元对立感情模式充斥其间，我们好像觉得“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能以战争受害者的身份资格舔舐二战的伤口，你们狗日的日本鬼子也有资格？”“只有我们才懂得生命、仁爱、关怀，你们这些残忍的日本鬼子也配称人？”在我们还未清醒或者说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但碍于民族感情尚未作出明确表示之时，严歌苓替我们做出了这个离奇而又庄重的回答，正如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对此书的评价一样“（读这本小说）我们不得不把自己放进去，把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放进去，把我们恨的能力和爱的能力放进去，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这样的一部小说，它会感动人、触动人，会让我们想——不是置身事外，而是设身处地地想，想的时候或许是矛盾的、困难的，但正是在这矛盾和困难之中，我们免于僵硬和干涸，我们发展出更为充沛的道德想象力。”
多鹤是日本人，但她就是这样一个能让你为她感动、为她叹息、为她设身处地着想的日本人。为她的认真、执着而感动；为她的母爱、温柔而着迷；为她在张家、在那个标榜“仁爱、平等”的社会所具有的不伦不类的尴尬地位以及所遭受的种种“蹂躏”而叹息；这样想了之后，你会不由自主地为她的生命、为她的将来而设身处地地着想。严歌苓用她那细腻而紧凑、活泼又不失庄重的笔触做刀，活生生、血淋淋却又让你心甘情愿、死心踏地地解剖了自己——憎恨变为爱恋，丑恶酝酿善良，冷酷却也温暖，这就是命运！这就是生活！“她活了一辈子，母亲不是母亲、妻子不是妻子，她也能在无可奈何里得到一点满足，偷到一点快乐”如此卑微地活、隐忍地活、坚强地活——这的确是日本人、但又不似日本人的多鹤的选择！
读完这本小说，另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莫过于张良俭明媒正娶老婆、三个孩子名义上的母亲、多鹤的“情敌”——朱小环！在刚开始时，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女人，“多鹤呀，多鹤，你落在她的手里，往后有你受的了”我在心里替多鹤担忧道。但继续读下去我发现自己错了，不仅仅是错了，而是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敢爱敢恨、刀子嘴豆腐心、泼辣又不失可爱、媚情又不乏庄重的女人。想想吧，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她该怎么办？她怎样面对自己的丈夫、公婆以及周围人们的议论指责？在这个“一夫二妻”的怪异又暧昧的家庭中，她应该怎样处理好自己与与“情敌”多鹤、与三个孩子、与自己丈夫的关系？在那个荒唐而又疯狂的年代，在自己丈夫被判死缓、家里一下折了顶梁柱的时候，在被一群疯人随意宰割践踏蹂躏的时刻，谁能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谁能有这么大的度量不断地爱着、宽容着、鼓励着自己的“情敌”好好活下去？谁又能使这个家里的人有尊严、有气魄、敢爱敢恨地活下去？在条件好转时时，谁又能让成年的、已知情的孩子依然能深深爱着自己？谁又能做到让自己的“情敌”把自己最爱的人带走？谁又能与“情敌”做成一辈子最贴心、最亲密的朋友？……张良俭能吗？多鹤能吗？她家里的三个孩子能吗？做到厂革委会主任的小彭能吗？喜欢多鹤、善恶难辨的、被张俭“失手”砸死的小石能吗？答案显然是“不能！”
的确，除了小环这个女人，没有人能做到这些，没有人能在那个疯狂错乱的年代中、在那个尴尬的家庭环境下、在无奈与痛苦横行的日子里，用自己“凑合”的人生观，让这一家“似一家，又非一家”的人高调地活着、快乐地活着、昂首挺胸地活着——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这是一件可与“开天辟地”相媲美的壮举！就像多鹤在想自杀时想的一样“她也学会了给自己活下去找借口，就像小环的借口一样可笑‘我不能死，我死了谁给你们包茄子馅儿饺子啊？谁给你们做粉皮儿啊！’‘我得活着，死了到哪儿吃这么甜的香瓜去？’多鹤的借口是：她不能失约，她每晚九点和张俭有约，她不能让他扑空。”
在故事的结尾，作者有意借多鹤之口写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多鹤要小环把每天的生活都记录下来，告诉她，包括她怎样和人吵架。她说大概全日本也找不到一个像小环这样会吵架、又吵架吵得这么好的人。她觉得日本人有愤怒有焦虑，却没人把它好好吵出来，所以他们不快乐。像小环这样会吵得人家哈哈笑的人，一定不会动不动想去杀别人或者杀自己。”——这真可谓“一语中的”，当我们能做到连吵架都吵得如小环般这么有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