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我们作为“新三届”高中生，全部下乡到了农村插队落户，到广阔的农村天地去“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上级各媒体也下达指示，没有回城的希望。但是，我们都积极报名，那时我们年轻﹑单纯﹑政治热情也很高。
到农村后，看着那贫瘠的山梁，稀少的人家，赶个集就要翻山越岭走上十来里地，知青小组的同学都哭了。
冬至就开始上水利，修水库；开春就忙下秧苗；夏秋是农忙季节忙双抢——抢种﹑抢收。特别是夏秋双抢的季节，人累了就倒在麦垛或谷垛里，在月光下迷迷糊糊地睡上一觉，口渴了就舀一瓢井水喝。最累的就是插秧，手指头天天跟泥土打交道，指甲盖都磨没有了，只见红鲜的嫩肉，腰也痛得象断背山。那时我们并没有报怨，只因我们都很年轻，认为累了休息一天就会好。
农闲时，我们还在学习，我们知青小组四个女孩围着一张小桌，点燃一盏煤油灯，只看了一会书，每个人的脸上都成了大花猫，被烟熏的。几个丫头还嘻嘻哈哈，笑得乐翻了天，只因那时我们尚年轻，不知忧愁。
生产队里的工分低，一个工才9分钱，一天7个工，总共6角3分钱。吃粮，我们不会象老乡那样按排：上午吃稀的﹑中午吃干的﹑晚上喝一碗面糊汤。城里的知青下乡，哪懂得这些生活的治家本领，原本发的半年的粮食（折合才60斤米），两个月就吃光了。最后只有吃红薯，红薯吃完了就挖野菜和着麦皮吃，老乡送了一碗臭豆腐乳，我们还要感激得热泪盈眶。那时我们尚年轻，却懂得了危难之中见真情，学会了什么叫感恩。
在我们下乡艰难困苦的时刻还要承载着外界的干扰，有的知青认为招工进城没有希望，二十来岁的城里姑娘，花朵儿一个，在那偏僻的小山村，可以讲是人见人爱，说媒的是天天找上门。我的同学中就有几个觉得没希望回城，农村又艰苦，还不如在当地找一个有靠的。就这样，她们就找了当地当兵的，有在公社﹑区里做公干的，甚至就是当地的农村青年。最其码的是担子重了有人挑；锄头坏了有人修；农忙双抢肚子饥饿时有人送上一块白面镆；插秧时可以照顾插上一小块，那时，哪有什么爱情？说白了就是要活命。
知青中只要有一人在当地成了家，哇噻！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老乡们忙活得很，媒婆也三天两头踩破门当说客。
那阵子除了我以外，都有相好的，可以得到实惠。就我倔，倔就吃苦头。老乡要帮我介绍一个当地青年在外当兵的，说是个排长当官的，在当时是很优秀的。我说，婚姻要父母作主，人家就很生气了，农活自然就重了一些。
也许是命运按排吧？那次，我独自一人去赶集，公社张干事递给了我一封信，让我带回村。信的口子已经开了，看信封皮是那位排长写给他的末婚妻的来信，好奇心趋使我偷看了信的全部内容，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信中，排长对他的未婚妻是缠绵的很。但，他家人托媒婆跟我说，排长早已同他的未婚妻断绝了关系。
妈呀！真是老天有眼，让我知道了内情。那阵子，我正在打摆子发烧，嘴巴上烧起了泡。他家里人说，过两天排长就会回来相亲了，回村来看我。我无助呀！我急得发烧，糊思乱想起来，揭穿事实的真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逃避？对逃避！我明天就逃回城去！
第二天天还蒙蒙亮，我同小组的姐妹说要回城看病，就起了个大早翻山越岭走过曲曲弯弯山道，赶上回城的头班车。我的主动，一直到我离开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都没有见着排长的模样。何许，他知道我在躲避他；何许，他也知道没有这个情缘；何许，他也是一个很有自尊的男子汉。
其实，我的想法在当时是很简单的，你有了未婚妻，干吗还要找我？搞得不好，我还要背上一个破坏军婚的骂名呢！
后来，第二年一开春，排长的未婚妻就嫁到了我们这个小山村，一副很自得﹑甜美的样子，我全当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我为她祈祷﹑祝福，并一同跟小组的姐妹称呼她为嫂子。
每当我想起那荒谬年代，荒唐的事，真的是一次灵魂和肉体的大蜕变﹑大洗礼。那时的爱情别无选择，只为活命。想到我平生第一次疑似逃婚，我都默默地为自己庆幸﹑祝福，熬过来真好﹑坚强地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