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天下的天柱山，我小时候只晓得叫皖山或皖公山。尽管晴天丽日站在老家的山巅之上望得见主峰，但得以登临这一汉武诰封的古南岳却是在天柱山麓野寨中学读书之后，颇有点“上学迟到”的感觉。而象我这样出门见惯了山水的懵懂少年，对于号称秀奇雄险的天柱山，其实第一印象未见得有多好，倒是缭云雾绕中承受晴雨变化之妙，渴饮山野老农清洌甘甜茶水之乐，至今令人回味绵长。
近年来，天柱山旅游的急剧升温用“火爆”一词来形容也不为过。这让身在外地的我难掩几分骄傲和自豪，往往禁不住打听别人对天柱山乃至潜山的印象，俘获期望的赞赏时就象自己中了彩一样。迄今为止，我只上过三次天柱山，但是她在我心中却逐渐积淀形成了一种魂牵梦绕的情愫，剪不断，理还乱。也许这是特定环境下在外游子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故土的依恋怀旧意识发酵所起的作用，演绎为有所寄托的精神家园。
山因人兴，人因文名，离开了人文的附着，灵气的自然山林也就缺少了张扬的质感。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隧道，巍巍天柱山落寞过，辉煌过，巅峰过，受虐过，沸腾过，荒凉过，唯一不改的仍是其沉雄厚朴的平民本色，一种饱经风雨沧桑历练而不屈不挠的坚韧自强。正因为有这种厚重深沉的历史感，1933年的《安徽大学校歌》启首之句就是“潜岳苍苍，江淮汤汤”，可见天柱山之巍峨挺拔不是历史烟尘所能湮没得了的。
天柱山最大不幸，不是南岳封号的旁落，而是遭遇经年不息的兵革之乱。在各大名山中这应是值得研究的个案。由于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最为惨烈的是南宋末刘源抗元，聚生民十万于西关洞穴，结果兵败寨破，山林涂炭。清初义民余公亮复明抗清，做着螳臂当车的义举，可惜力道不足，让天柱山又一次沦为战场。还有就是太平军与清军在天柱山周遭的你争我夺，锦山秀水，几无人烟，可见战争破坏力之大，也益见和平之珍贵。而一些零星战火也不时在这块土地上升腾。当时就读的中学里就残存着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决战的烈士纪念碑，以及为此修建的纪念亭。这也印证了天柱山近代以来的饱经沧桑，基本上没有休养生息过，何谈接踵而至的游人呢，至于勃兴更是痴人说梦。
天柱山最大之幸，就是有人心仪，爱之情深、恋之意切。在这些人中，唯一不能不提的是安庆师院的乌以风教授。对于编制天柱山的第一部山志，乌老先生算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部志书集皖山知识之大成，颇有科学考证的意味，倾注了老人一生的心血。在野寨中学读书时曾聆听过他老人家关于天柱山知识不紧不慢的讲座，就象山谷流泉一样，别有一番味道。“中国名山皆有志，惟独天柱无专书。予来兹山，酷爱峰壑林泉之胜，游赏既久，为之恻然心伤。因念天柱荒废，发愿修志。”这是乌老先生在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天柱山志?例言》中叙说的心志。其对山体之爱就象对被忽视的天才孩童油然而生的一种怜惜疼爱之情，并有争取平等待遇之意。其关于天柱“四不幸”之说，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系之，唏嘘不已。除去未有山志，真貌湮而不彰之外，天柱胜景无一精确的文字记录，这在一个以文字印刷为主要传媒的时代，不能不说很是凄凉的光景。还有就是名山福地、灵殿仙堂，历经战火人祸，或为草莽，或成废墟，山且如此，人何以堪？弦外之音，犹在耳也。更有甚者，爱天柱奇绝而为之吟咏赞叹者，多为外乡游子，而家居名山的本地人却弃之若尘土，山音不闻于天下，是不是有“不识天柱为奇珍，只缘生在此山中”的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呢。如此动人心魄的识见，足使所有读这部志书的潜山人动容，也不难理解乌老先生居潜二十余载，在面临着野兽出没的威胁，且没有今天索道、护栏等保障的条件下，不辞劳苦登山不下百次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我想，正是凭着这股子信念，煌煌32万字的山志，前后历时五年（1970－1974年），终于流经他的笔下成为天柱山文化历史的最为丰厚的一笔遗产。尤令今人汗颜的是，他在《天柱山志?后记》中明白指出不足，诸如由于知识浅陋，对天柱山的地质年代和特点等未能详加考究，对薛家岗出土文物、黄铺之龟化石均未写入等等，以期为后来者拾遗补阙。其治志史严谨的学风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乌老先生为天柱山留下了一份丰硕的精神文化财富，则竭力将天柱山推介于世人，使其旅游在新世纪大放异彩的当推八十年代时任县领导的徐继达同志。徐已在县政协主席位上离任，据说仍忙于张恨水研究会的工作。在当时计划经济还很浓厚的情势下，能冲破思想障碍，敢做天柱山旅游开发趟路的先行者，上上下下不辞劳苦奔波忙碌，足见其的眼光和魄力。为官者做点事并不难，难就难在能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让老百姓叫好，让老百姓怀念，这就足够了。不是说公道自在人间，人心有杆称吗，此言不虚。天柱山旅游能有今天的鼎盛，固然接力的创新工作做得不错，但是不能忘记象徐继达这样有功之人，应在天柱山开发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到天柱山的出名，还不能不提文化名人余秋雨。九十年代初，布老虎丛书中有一册是《文明的碎片》，为余秋雨著的散文集，其中有一篇题为《寂寞天柱山》。尽管有些知识性的错误，但是至少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天柱山的“寂寞”作了别有一番有味道的评说。实际上，天柱山真正的冷静并不是始自抗元以及太平天国的战乱，而是安徽首府从安庆迁至合肥以后。可想而知，这种因政治、经济的骤变，对中国各大名山古刹影响之深远是一般人始料未及的。有些人对隋炀帝改封湖南衡山为南岳颇有微词，实际上奇险的山峰不独在吾地，只是由于吾地非蛮荒开发比较早而已。我没到过湖南衡山，却深为三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所折服，惊叹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这块土地孕育了如许多多俊彩星驰的风流人物。因此，“南岳”之封号落在衡山不算是错，毕竟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哪。退一步讲，若是交通也如现在这么发达，我想历代帝王也不一定只会认可现在的“五岳”，黄山、九寨沟等都是世界级的风景，为何没有进入帝王的视线，除去因袭历史旧制之外，就是当时的科技交通不发达，人们还无法达至。否则，巍巍昆仑山又何以成为历代的“圣山”，何以称青藏铁路为“天路”呢。
不过，中国历史一个有趣的政治现象不能不引发人的猜想，为什么自然的山体会引得三皇五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