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游戏
中秋前后是黄淮流域收豆子的季节，豆叶早已颓然入土，地里孑然的是挑满豆荚的豆杆，瑟瑟秋风摇出一浪浪丰实的响声。正是蛐蛐儿一年里最肥壮的时候，满地的鲜豆瓣儿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只要翻开覆在豆根边的黄叶，便有吃得油亮的虫儿猛地撞出来，吓你一个趔趄，然后蹦跳着逃走了。
蛐蛐的叫声登台在正午之后的暖阳中，先是几声涩涩地试探，像二胡的试弦声，转瞬间豆田里响起了无尽的合奏。“秋忙假”对于孩子们来说是种享受，因为除了给田里干活的大人送上几罐用井水冰好的米汤，能搭上手的地方不多，于是淘蛐蛐、斗蛐蛐成了孩子们共同的嗜好。田埂上、落叶间、老树下随便摆上半方条石，端上一盏破陶罐，孩子们的游戏开始了。
孩子们的玩意有得是讲究。刚抓到的虫儿要起个威猛的名字，头衔是“将军”。将两只“将军”投进陶罐中，只须用引草一碰，挤在罐口的眼睛就能欣赏到一场精彩的争斗。“九”经搏杀的获胜者可称“元帅”，“元帅”中的佼佼者才能称“状元”。孩子们很看中自己虫儿的名声，状元更是大家心慕的名誉。若无十分把握是万不能自封状元的，否则明天一早你家门口定会挤满五花脸、破衣裤抱着蛐蛐罐儿的挑战者，这时即便你借口要去姥姥家也难免会有几个“硬疙瘩”赖到中午。
淘蛐蛐的讲究也不少，“一等虫儿上锅台，二等虫儿钻猪圈”，不过蛰居在家中的虫儿有的是好身段，少的是股霸气，若要淘得极品，非要到野地里去。老人们说最好的蛐蛐叫“蛇头蛐蛐”，窝坐在向阳的老坟上，只有深夜才肯出来，一更叫一声，二更叫两声，三更以后就沉到洞底入睡了。虽然对于“蛇头蛐蛐”不敢奢望，但我和几个“死党”挑着灯笼三更半夜蹲在坟堆里等蛐蛐叫的情景至今还时常浮现，掘坏的老坟数也数不清。那时女人们稍有闲暇便会骂街，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在村后的乱石堆里得到“断头将军”大约是在刚读小学的时候。镗亮的脑袋、红褐的翅羽、鲜花生仁般大的身子，爷爷第一眼看到它的表情让我深信自己得了宝。“元帅”的头衔果然来得很快，挤在我家门口“备战”的“小癞头”的队伍眼见着一天天壮大，就连刚刚会走的小毛孩也抱着罐子蹒跚着敲起门来，但等待他们的结果总是垂头丧气。
城里的表哥到乡下的第二天就喜欢上了斗蛐蛐。表哥大我两岁，除了满墙的奖状和令人羡慕的城市户口，我真不明白他凭什么每次下乡来总能得到爷爷的偏爱。
表哥虽然会背淘虫儿口诀，但淘来的虫儿每每让我和同伴们笑得前俯后仰——不是太小就是太怯，有一次竟然淘来了一只叫做“牛屎”的大笨虫。连个照面都没打就在罐里转起磨来。
这天，爷爷收工回来送表哥一只蛐蛐，个头不大，也没有光鲜的外表，表哥说虫儿身子秀又长，还长着长长“胡须”，天生就是“关老爷”。本以为很快就结束的战斗却进入了胶着状态，虽几经厮杀，“断头元帅”仍不见有优势，倒是“关老爷”的机灵让“断头元帅”后背吃了不少亏，胜负很快就要见分晓，我赶紧以吃饭为借口暂停了“战斗”。
晚上，我偷偷地从奶奶的笸箩筐里摸出一杆针锥，冲着“关老爷”的肚子就是一锥……第二天表哥再次俯首称臣了。
“蛋儿，你的‘断头’赢了几场？”爷爷问我。
“十九场。”
“你喂的什么食儿，虫儿有这么大的劲儿？”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我伏在爷爷的耳边说，“炒熟的豆瓣儿，不然蛐蛐会拉稀！”
爷爷骂我是个机灵鬼。
“被你的‘断头’斗败的蛐蛐会被咬死吗？”
“当然不会，虫儿们都是守规矩的主，分出胜负就罢手。”
“你觉得蛐蛐做得对吗？”
“对。”
“那么，如果有人不按规矩来，为了得胜使坏招弄坏了人家的虫儿，那他做的对吗？”
爷爷看出了马脚，我低着头不说话了。
“虫儿有虫儿的规矩，畜生有畜生的规矩，做人更是有做人的规矩。要记住，游戏事小，做人事大……”
表哥临走时我执意要将“断头状元”送给他，几经推让他还是收下了。“断头状元”随着颠簸的公共汽车进了城，但是它和它的同类用生命演绎的“公平”与“竞争”却一直陪着我，直至现在。

冬天的记忆
那年七月，一个月光如水的深夜，我在海关总署门前的草地里抓了两只蛐蛐，那时我入关还不到两年。虽然还没出师，但是一个接一个的案件已经等不得我去做更多的积累。新来的领导是个急性子，却有着好至出奇的口碑。被叫到会议室里一阵嘀咕后，我和另一个小年轻就被塞到飞往北京的飞机里开始了第一次外出独立办案。
几天过去了，事情办得很不顺利，当事人找不到，协查工作也是一波三折，我们像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四周尽是壁垒。我们打电话要回去，可领导下了死命令。失落、懊丧让我诅咒起了“赶鸭子上架”的领导，真不知大家为何还给他那么高的评价。
我把擒获的两只蛐蛐请进国海宾馆，小心翼翼地放在口杯里。本想欣赏一场久违了的搏杀，解解心中的憋气，晦气的是两只虫儿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大的是个“铲头”，油亮的身子，长长的触角。小的仅有“铲头”一半身长，一身的稚嫩，浊黄的肚皮下甚至看得见一层软软的绒毛，还折了一条大腿。不需点拨，刚刚愣过神儿的“铲头”就开始了进攻，可怜的“小黄毛”连个照面都不敢打便绕着杯底逃命了。不一会儿，“铲头”就翘起翅羽奏起凯歌……
又是几个忙碌的日夜。回家前一晚，躺在床上梳理一下几天来的思绪，突然床下传来一阵阵清脆的蛐蛐叫声，我蓦然想起遗忘了几天的蛐蛐，翻身下床火速冲到洗手间里一看，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口杯中只剩下“铲头”硬挺挺的尸体，“小黄毛”没了踪影！
床底嘶嘶的叫声牵引着我的思绪，慢慢绕成一个臃肿的节。在思绪的缠绕中，我仿佛看到了“铲头”对“小黄毛”欺凌，仿佛看到了“小黄毛”用一条残腿一次次挑战杯壁的高度，又仿佛看到了强壮的“铲头”在饥饿中的迷离与绝望……
再去北京是半年后的冬天，人还是我们两个，住的还是国海宾馆的那一间房，不同的是我们没有了半年前的幼稚和浮躁。走访、联络、搞协查、做笔录……有条不紊，进展顺利。
晚上虽然四肢乏力我却没有睡意，心中似有期待。死一般的寂静像故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