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新乐，儿时，在曲都村住着一位孤单的老妇人，我们小伙伴们都喊她“老巫婆”。村里人都喊她“老戏子”，据说她年轻时，依靠唱戏为生，后来嫁给一家烧酒坊的老板为妾，但终生未育。土改之后，那烧酒坊的老板就去世了。老妇人孤老一生，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也始终不能回忆起来。
这家烧酒坊的老板，便是我外祖母的爷爷。据说当时“新乐烧酒丁家老号”，名誉周边县镇，可惜没有后人继承，否则，说不定现在会成为与衡水老白干齐名的金招牌。
我的外祖母名叫丁俊荣，民国十三年二月生，卒于丁丑年腊月之廿，享七十五岁。一生勤劳俭朴，养育了四子四女。回忆外祖母在世，深明大义有风度，全家族百余人，有大事时，便请老太太坐阵。
记得外祖母说过，她年青时，曾经亲眼见过新乐城的大人物，名叫李延年的，据说是河北巨匪林文轲的部将，林文轲被日军设计生擒之后，李延年率领兵马，为匪首报仇，结果兵败，李双手使枪，骑一辆自行车，能日行七百里。外祖母说，他大高个头，穿青布棉袍。后来我查过县志，匪首林文轲死后，李延年率领残部投靠了八路军，后来战死在淮海战场。
外祖母的父亲名叫丁舟翌，是早年新乐城里的名医；祖父名叫丁老昌，是开烧酒作坊的，颇有资财。外祖母说过，祖上有过很多钱，据说分家时，打开钱窖，发现铜钱俱已锈成了一整块铜钱山，只好请来铁匠，用大锤敲了一天一夜，上大称邀了。外祖母年少时，家中已略有中落，但仍能供女孩子读书。
那时的岱镇，民风彪悍。镇子中央，有一眼据说是宋代的老井，全镇人都喝这水。有些人喝井水死掉了，其他人便怀疑是有人投毒。恰好有一个老女人是从外地来的，人们就以为是。便把那女人捆绑起来，吊在烧酒作坊后的晒谷场上。外祖母中午时候，送给她一碗粥，那女人说：“我是来寻子的，哪里有毒投在井里？”
据说，后来，愤怒的人们把那女人凌迟处死了。
日军破新乐城后，外祖母有了第一个儿子，那是我的大舅。她背着孩子，与几个妯娌，每日在一起做活计。据说有一个夏天的清晨，外祖母一家人正在睡觉，就听到狼狗的叫声，她知道，是日本兵来了。
街坊四邻都起来的时候，日本人的机枪早已架好，这是外祖母第一次正面看到日本人。他们进屋，看见蜷缩在炕上的外祖母和她的妯娌们，只翻开几袋子米面，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到：“这是什么？”
静，出奇的静。外祖母鼓起勇气回答：“那是玉米面。”
邻居家有一个小伙子，白净的很，外祖母说很像戏文里说的书生。被日本人从炕上架出来，就在烧酒作坊后面的晒谷场上，日本军官看着他，抽出军刀，一刀向他刺去，血溅了那军官一脸，紧接着是那小伙子的号叫声。外祖母说她在屋里听的真真的。这使全镇的人，都想起了，几年前在同一个地方，用同样的方式，他们亲手处死的一个老女人。
外祖母在屋里努力保持着平静，努力翻着她的一本旧书，仿佛每一页都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字。那个军官又开始用他不太流畅的汉语说到，他们来到中国，是来寻找真正的根，因为从崇祯开始，中华文明已经沦陷，日本就是中华，而且是正统的中华。用正统的中华来挽救沦陷的中华，这便是王道了。
外祖母一生，从来没有原谅过日本这个民族。
她讲过好几次，日本的飞机来的时候，她便和她的妯娌们，一起发疯的跑到玉米地里避难。那轰炸的声音太大，其中一个妯娌紧紧抱住那年幼的女儿，不让她哭出声来。等一切平静的时候，那女孩已经被活活闷死。
1947年，全县开始兑换货币。外祖母回忆，她后来从家里的炕洞里，翻出一大笸箩五颜六色的钞票，有北洋的、日伪的、国民政府的、解放区的，五花八门，但已经超过了兑换新钞的日期。于是，她亲手把那笸箩钞票烧成了灰烬。儿时的我喜欢收集古币，听到这个消息，难过的直吐舌头。
后来，成立了识字班，大家一起织布，一边识字。每两个人合伙用一盏蓖麻子油灯。她那时还当了几天教员。
外祖母有一首民间版本“推背图”的童谣，我依旧记得：关公拿板儿、打我屁股眼儿。
1972年夏，我妈妈16岁，跟随外祖母去北京探望当兵的二舅。每当说起毛主席，外祖母充满了向往。二舅在卫戍区当兵，那里有大片的芦苇和野鸭子，苇子丛中四处是野鸭的蛋。孩子们捡到后，便悉数送给解放军叔叔。有一次，外祖母看到军营中吃的馒头，又死又黄，她就擅作主张去伙房帮忙。原来是碱面放少了，她便大把大把的放碱，结果那次蒸出的馒头，又白又大又暄。
我儿时和几个表哥，每逢暑假便住在外祖母家，白天用竹竿挑了面筋粘知了，晚上用麦子去换豆包。有一次去帮大舅去田里劳作，四个人一上午拔了一亩地，我从未感到这样的累且充实。农活，让人踏实。有婚丧嫁娶，便去捡人家的鞭炮，有时候能捡许多，我们便把炮纸拆了，把火药统统倒在一个纸筒里，一起点燃。
外祖母去世的那一天下午，我去看望她，表弟也在，她看我穿的单薄，问我冷吗，到床上暖和一下。我说，不用了。那天的晚上，她因为心脏病突发而逝世，走完了平淡的一生。我深切缅怀她，千丝万缕，但无可奈何，永不能再见她一面。
(1998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