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喜欢在傍晚的街头看老师傅下棋。有一次一个人输了棋，懊丧地呸了一口，说：“人再强也不能和命斗。”若是查户口本，这人应是工人出身。可就是这么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说的这么一句宿命论色彩浓厚的自我解嘲的话，却令我记忆犹新。十几年过去了，我的学识和阅历渐渐丰厚，便对这句有点粗俗的话进行了略显哲理的改造，时常以之告诫自己：人，无论多么强大，都不过是无情命运的玩偶。
杨度已经被正统史家扣上了“帝制余孽”的帽子，就和他在东京法政大学的同班同学汪精卫被扣上“一代巨奸”的帽子一样，不经过五百年的时间，怕是摘不掉的。根据江国华教授的安排，我负责为杨度撰写评传，需要梳理这样一位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宪法思想。在此过程中，我深感不易。读历史不是给人画脸谱，忠奸善恶，全都是定好的。若拿正统史观去考察杨度，不免流俗；若要走到正统的对面，则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嫌。我想，杨度落得此等下场，皆因他不懂如此粗浅的道理，那就是，他根本不是命运的对手。
所谓命运，就是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及其全部轨迹。杨度的命运，是清末民初传统绅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缩影。他生在悲剧连连上演的时代，注定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悲剧终究不是杨度一个人，或是洪宪帝制一件事酿成的。我们若要破解杨度悲剧命运的密码，必须考察他从生到死的人生轨迹。于此考察中，我们会发现，他走进了一个历代书生从政都难以走出的死局。和那些被强征出山的书生不同，杨度是自愿走进死局的。他早年师从王闿运学习帝王术，就已经为他的最终结局埋下了伏笔。从学术角度看，帝王术对他的政治和法律思想并无太大影响，但从生涯计划来看，杨度确确实实把自己当成了纵横捭阖的高士，一心只想依傍雄主，谋求个人权势，实现辅佐帝王、圣主开基的大业。历史就是这样戏弄凡人，他找到的政治靠山，正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袁世凯。
在后人看来，袁世凯虽为北洋雄主，但绝非帝王之才。不过出身卑微的杨度也只能投靠袁门。他能走进袁世凯的视野，无非缘于他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写的两篇文章。这两篇立宪文章内容肤浅，并无太高的学术价值，但在不学无术的满清贵族眼里实为天书，杨度因此博得“精通宪法”的虚名。后来袁世凯正是因此才保举他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后任参议，并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为清廷权贵讲授宪法。这对于幼年失父、渴望功名的杨度来说，可以说是平地青云了。此时此刻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死局。
杨度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的自命不凡。他以文章名世，其作《湖南少年歌》流传甚广，无论是不是湖南子弟，都会为他的才华所折服。但文学才华不等于济世实才。他若想以思想家之名光照汗青，则学术造诣不足；若想以政治改良家之名垂于史册，则出身过低，极难与政。他选择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不断利用舆论给自己造势，以期成为当世名流，进而跻身上层。他与礼教派论战，力主改良刑律；发动国会请愿运动，举世鼎沸；保举获罪于光绪朝的梁启超，以结好海外流亡势力。此三举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究其个人目的，则必含有运用帝王术为仕途铺平道路的意思。他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从此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两只脚都迈进了死局。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派杨度同唐绍仪南下，赴上海斡旋南北议和。他本可以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功臣。或许是他对民国初年政治自由主义实践颇感不满，或许是帝王术挥之不去的阴魂要把他引入更深的死局。他却在此后几年力主君宪，极力怂恿袁世凯称帝。他呈送《君宪救国论》，指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袁世凯终究是一介武夫，竟将此视为至理名言。杨度与严复等六君子共同发起组织筹安会并任主脑。六君子大多是对旧皇权政治情有独钟的人物，杨度则是其中的核心，其他皆为装点门面的配角。杨度拥袁登极，其真实目的是要施展自己纵横捭阖之才，实现个人权势。袁世凯根本无力驾驭此时的政治形势，恢复帝王威权以保持政治秩序成为他唯一的选择。杨度终于将自己货与帝王，无须历史的最后宣判，他已难逃死局。
虽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洪宪帝制确实是搞笑艺人上演的一出荒唐闹剧。袁世凯倒在自己掘的坟墓里，还咒骂杨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杨度自己一步步走进死局，到头来也不知反省自己，还抱着君宪旧论不肯放弃。他在《湖南少年歌》中发问：“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洪宪帝制时，他究竟是把自己视为卧龙，还是视袁世凯为卧龙，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他过于自负，过于狂妄，自认为可以和命运抗衡，靠纵横捭阖之术改造历史，实在是愚不可及。他和梁启超最大的不同就是，梁启超知变，而且变得快，他不知变，就算要变，也变得太慢。凭着这股子迂到家的书生气，他只知往前冲，不知留后路，自蹈死局，还要哀叹生不逢时、名主未遇。政治失意后，他万念俱灰，倒学古时落魄文人谈起佛来，他若是能早看透这虚无的荣华，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田地。这就叫该看透时看不透，待到看透已死局，实在令无数读史者，灯下掩卷，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