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我国的人文思想，社会活动大抵受到儒家和道家的深刻影响，并且占据了中国历史进程的统治地位。虽然墨、法、兵等家也在历史舞台上璀璨过一时花丽丽的光景，但他们最终都被绵沉深博的“吸星大法”所同化了，还是化为了儒道两家增长内力的奇缘之机。既然我们的文明深受儒道文化的影响，廉洁的是非荣辱观念自然也无出其右，我们不妨走进历史的深处，去和孔孟与老庄做一番穿越之游。
儒家一贯以天下为己任，讲究修齐治平格物致用，重视自身精神品格的提高完善，因而有志向而无野心，甘愿做扶持红花的绿叶，一心要改变某位老板来实现自己拯救人民于水火的人生目标。比如倡导天下为公，意欲普天之下充满仁义忠恕的孔子，先在鲁国抑制豪强为鲁王集权，廉洁自律，施行仁义，这自然不为世族所容，难逃被逐游走于江湖的命运。但他却在齐桓亡莒、晋文流曹、勾践耻吴的天降大难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看到了陷于陈蔡之间“祸兮福所倚”的光明，于是他仍能在50多岁的知天命之年游说于诸侯之间，来实现他“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的克己复礼的壮志豪情。孟子老先生更是打出了“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的道德大旗，并且雄辩地用自身事例说明了取与不取的可操作性。按礼仪接受宋国应该赠送的盘缠，有功而受薛地的礼物，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他在离开齐国时却不接受齐王送来的一百金，是因为齐国没有赠送的理由，无故接受就有了卖交情之嫌，损伤了廉洁之德，所以只能“无取”，以防陷于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尴尬境地。孟子和孔子一样，都是想出仕建立一番功业的，但他虽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却生不逢时地仍只能沦入才大难为用的“不舍离昼”的悲苦际遇。
道家讲究效法天地，一切任其自然，所以老子说：“圣人之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即以民意为天地来推行德政。没有人民喜欢统治者是贪腐的，道家正是顺应民意，以无为达有为，满足自足，不求有余的，所以他们没有贪念。“夫唯不争，故天下莫敢与之争”，是道家廉生威的宣言，更是他们颇具哲理的至高聪慧。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有则轶事，或可以清楚地道出道家的清廉观念。楚威王派人带着千两黄金，驾着华丽的马车，来请他当楚国的卿相。庄子此时穿着一身补了又补的破衣裳，鞋子也破的套不住脚了，就拿一股麻草捆在脚上。他说：“这与充当牺牲的牛有什么差别呢？因为皮毛生得光滑而选入宫中，精心饲养，只不过是待喂肥了再宰罢了。而到了这时，牛想改换个门庭，想回归到甘愿劳役的生活中，恐怕是不能了吧。”他见过太多的兔死狗烹的画面，因此乐得徜徉在大自然的清风明月，荷色菊香中，瞌睡了便做一番逍遥游，自是多趣，笑傲烟霞，怎不洒脱！后世的巨贪蔡京、严嵩，和珅们，就看不破红尘，非要在铜臭里逐出名利来千古招摇，他们成功了，只不过得到的不是流芳百世的贞节牌坊，而是遗臭万年的耻辱牌位。
综上所述，就廉洁而言，儒家不厌富贵，出世致用，但却有着严格自律的道德准则，视不义的富贵如浮云，以清廉的品格为自己修身的要务，能忍受艰苦；道家的观念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于是他们在名利面前，总能保持一颗平常心。那儒道两家的廉洁观穿越了两千年给我们今人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我想是告诉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最重要，每个人都要在其位敬其事，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每一件平凡的小事，能廉洁奉公，百折不挠，按劳取酬，视贪为狼，拒腐增德。唯有如此，才能在历史漫长的征途上走得长远，走的稳当，走得舒心，而不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一样，沦为历史车轮下一只只死无葬身之地的伤心小鬼。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