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一桩让我烦心的事情终于了结。
1979年2月，当时作为生产队指导员兼会计的父亲，以他的名义向信用社贷款130元回来给队里买氮胺（当时百斤5元）作为春耕生产的备用肥。1980年分田到户，生产队自然消失。1987年我家分家，一分为三。当时信用社来催贷款，因为不明实情和碍于面子，我们家为队里的众人埋单，还了这笔款。我记得87年连本带利，这笔款已经是400多元了，每个新户还100多。为此，家里吵翻了天。我去还贷时当时的办理员是韦家贤，还有一个是潘安平。我记得十分清楚。从信用社出来，我想，这利滚利真吓人呵，不到十年，就翻三倍多啦！因为被利息吓过，从此我们家碰到困难宁肯向亲朋好友借钱也不愿向信用社借款。可是去年在父亲病重期间，信用社又拿着催款单到家里来催贷，也是1979年2月父亲的这张借单，连本带利1300多元！当时我不在家，母亲把单子接了，我回家时看到这张单子时气昏了！我们不是为队里早还清了吗？怎么事隔二十年后（从贷款日算起就是28年呵！）这张催款又索命似的再次催到我们家来了？真是岂有此理？这又不是一笔巨款，我们能将这样一笔小数目的钱让它变得这样大也不去还吗？另外，如果还没还，这二十八年信用社也从来不派人催，这讲得通吗？我操他娘的！我为此事和信用社的人打过交道，他们说，如果我们家实在还了，就要拿出发票。我讲，现在国家幸亏也不收农业税了，如果还收，可以讲我家从分田到户到现在也从不交农业税呵，因为我家一张交税单也没有呀！
今年，国家给种田农户每亩几十块钱的补助。父亲虽然已经过世，但还没消户口，他的名字还在二弟的户口本里，二弟来领这个补助时被信用社强硬扣了所有的补助金来为父亲1979年2月的贷款还贷。
我想，这一辈子，我真的要为官司而活了。我决定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我咨询了在法庭工作的朋友。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人和他的闺女也为我出谋献策。按照他们的建议，我去找了现任信用社吴主任。
当我端坐在信用社领导办公室吴主任对面时，我的态度是谦让而温和的。我讲了这笔款的来历，讲我们家为队里还清这笔冤枉款的年份和数额。吴主任的脸很冷竣。他说这款应该扣还的。我讲不妥吧？我讲如果这笔款真的没还，这二十八年你们这帮信用社的人员都在做了些什么？你们不去催账你们不是都吃共产党的白饭了吗？他听到我这句话时他有些软。他说那你给你的电话号码给我，过两天我答复你。
于是中午吴主任就打我电话。这一次我学着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的共方代表一样，我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进信用社吴主任的办公室。客套的寒喧之后，吴主任说，这个款是遗留的社会历史问题，那以后就不扣了，原先扣了的就扣了吧！我说不！按照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你必须把原先扣下了的钱也如数还我！我甩完这些冷冷的话，然后用比话语更冷的目光看着他。直到他愿意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钱来换回我手上的那张发票为止。这次谈判让我大获全胜！
从信用社走出来时，我想，将近三十年了，由父亲为队里借贷的这个前尘后事终于有了一个满意的了结。
回到家里，我没有一点讨回公道后的兴奋。我坐在电脑面前，疲惫和痛苦使我热泪横流。
我感谢，曾经为我出谋献策的朋友！我欣慰，我可以告慰我父亲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