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做梦。这半辈子做过的梦无数，但总是美梦少而噩梦多。自孩童时代起就常做噩梦，半夜三更惊醒就向屋外逃命似地夺路狂奔，仿佛被人追杀。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几个人拉也拉不住，弄通宵不宁。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我们住在福州，父亲常被人从家里拖到大门外，站在条高板凳上示众，因为他曾是国民党政府官员。
我上小学之后就开始爱做白日梦，梦想长大以后成为电影明星、成为作家、或者当个画家。但梦想得最多的，还是当个音乐家。
从小学升初中，我在福建省南平市第一中学就读，其时正值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那是在大陆农村全面实施“人民公社”建制，吃“大锅饭”一两年之后的事。无数人因饥饿及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我也不例外。我常在路边见到饿死的人。当时城里人过的也多是公社式的生活，住公家宿舍，吃公共食堂。我父母不在同一工作单位，我随母亲吃住在她的单位里。国家配给每人的口粮与副食品都是定额的，食堂饭菜票不得多买，实际上也没钱多买。母亲每月为我买好饭菜票，又从她自己的定额中省下一些给我，让我少挨些饿。但正在长身体的我仍然吃不饱，每天处于半饥饿状态中。虽然此，我却日日梦想能有钱买一把小提琴。知道父母经济拮据，不可能为我买琴，我便决定瞒着他们，把自己每日已很贫乏的伙食加以节省，用饭菜票向人换成现金，指望有一天能攒够买琴的钱。但这事终于被母亲发现了。她说我的气色越来越差，是不是饿得太利害。追问之下，发现我是在省下饭食要买琴。母亲咬咬牙，从供全家度日的微薄工资中挤出钱来，带我到乐器商店，用二十四元人民币买了一把廉价小提琴。这相当于她大半个月的薪金。母亲懂点音乐，便成了我学琴的启蒙教师。那琴虽说价廉质劣，琴声在我听来却美妙无比，自此成了我唯一的知心伴侣。我开始梦想将来有一天成为小提琴家。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立即被学校里的红卫兵们打入“黑五类狗崽子”的类别，每天面向毛主席画像“请罪”。许多人因无法忍受这种折磨而自杀。学校里的教务主任就因不堪其辱而举家自尽。但我却能默默忍受。其实，我父亲因为在四九年前是旧政府官员，早在五十年代即已被法院判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在他的工作单位接受“监外管制”，而我及兄姐从小也就成了所谓“反革命子女”，在社会上及学校里向来被冷眼相待。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因此对于新加给我的“狗崽子”称号并不觉得新鲜，只觉得像是一只早己超载的骆驼身上被多压了一根稻草而已。“狗崽子”是不许加入红卫兵及任何“革命组织”的，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歪打正着，合了我的心意。红卫兵们忙于“干革命”的时候，我却当起了“逍遥派”，成天躲在家中练琴、读书、自学英文，苦中寻乐。
不久，一些“革命组织”发现了我的音乐才能大有可用之处，于是邀我加入他们的“革命文艺宣传队”，我并不拒绝。“文革”期间，“革命组织”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而我不管他们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只要可以拉琴，哪派的演出我都参加。在我看来，什么派都一样地是“文革派”，与我这“狗崽子”都不是同路人，只要自己心知肚明便好。在外演出拉的是“革命歌曲”，躲回家里我照样练我的西洋练习曲，继续做我的琴梦。
一九六八年底，“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农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可不是件轻松事了。闽北山区乡村的贫瘠困苦，对于当地学生来说绝不陌生。学校里每学期都强制性地组织所有学生到农村“劳动锻炼”至少一个月，在没膝齐胸的烂泥田里滚上一身泥巴和蚂蟥。这早己成为我经常性的噩梦内容之一了。当时家庭正有权势的学生靠他们娘老子或七大姑八大姨的上层门路，参军的参军，进工厂的进工厂，躲开了上山下乡的命运，而一般学生，则束手无策，只能像热锅上的蚂蚁等待厄运临头。这些学生所能盼望的，就只是自己将被发配去的地区不至于过分偏远贫困。作为“反革命子女”，我自小已习惯了最下等的社会待遇，明白在任何时候打发我去的地方一定总是最糟的，所以比起其它同学我反而较为泰然，只是静候处置而已。
就在插队分配方案公布的前两星期，同在“革命文艺宣传队”混过的好友余永恩来找我，告诉我一个“喜讯”：西芹公社党委决定借“上山下乡”之机，搜罗一批有音乐舞蹈才干的学生，安排在交通便利的西芹大队插队落户，让他们平时劳动，农闲时则组成“革命文艺宣传队”，到公社各村落“宣传毛泽东思想”。西芹大队是离南平市区最近的乡村，比起深山老林里的荒乡僻壤，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我从来就没想过自己有被分到那儿的可能性。但余永恩说，他已与几位同学商量好了，打算一起到西芹为公社头儿们演出一场，邀我也参加。
“只要他们看得满意，决定要我们，事情就成了。”余永恩显得满有信心。
他说得有道理。当时在学校里说了算的，实际上并非学校领导，而是由工厂、农村或军队里派来的所谓“工宣队”、“农宣队”或“军宣队”。事无巨细，只要这些“工农兵领导”一开口，谁也不敢反对。我学校的“农宣队”里，就有西芹公社派来的“贫下中农代表”。这样的机会，我确实不应放过。我答应了参加演出，但却觉得自己每日里做的琴梦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在那没有欢乐的年代，音乐是我内心里逃避现实的一个避难所。我把它想象成一个神圣的殿堂，在那儿独自做我的琴梦，寻求暂时的慰藉、安宁甚至憧憬与喜乐。现在，现实逼我用自己的演奏去讨好那些当权者，向他们乞求稍好一点的待遇。我觉得自己把音乐女神出卖了，逼她成了一个为生活而出卖肉体的娼妓。
接近春节的农闲时节，乡间正希望能有些歌舞可看。余永恩他们与西芹公社的头儿们联系，那边立刻就作了安排。
两天后的晚上，我们到了西芹公社。乡里人向来爱看戏，但“文革”那几年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何况那时连那八个样板戏都还没出全。听说有歌舞演出，方圆几十里的农民们早就匆匆赶来了。我们走进公社礼堂时，里边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
我们总共十来个人马，有跳舞的，有唱歌的，有搞乐器的。余永恩吹笛子，我拉琴。开场歌舞之后，是余永恩的笛子独奏。观众的反应热烈，演员们的情绪也挺高。然而我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心中的那层阴影。
轮到我的小提琴独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