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战乱年代遗传给家庭的也是战乱，人在活不下去时是喜欢争斗的。为什么现在的人过上了优裕的生活要呼唤和平呢，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呢，为什么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生命呢，甚至连死刑也要废除，究其原因，是生活进步了，安逸了，害怕在打斗中丧失了可贵的生命，害怕拥有的财产没有机会去享受。所以，我以为，我们谴责清政府无能，谴责某个朝代的投降派贪生怕死，是一面之词。他们想维系安稳的日子，想过太平生活，不愿意看到战争毁去他们的幸福。他们也一样呼唤和平，正像我们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样。社会的推动既要靠战争去毁灭，也要靠和平去创建，而我与父亲，父亲与祖父，正处于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正处于毁灭与创建的交替年代。
父亲随祖母嫁给杨荷塘，随着我母亲的介入，家庭战争便时常爆发。先是祖母与母亲的争斗，她们的争吵一直延续到我祖母的死才宣告结束。我想多半是因为家庭的困顿，一个家庭缺少钱，是引发矛盾的根本性因素。至于性格不和，看法不一，都是附带的。她们的唇枪舌战往往起于自言自语，指桑骂槐，继而摔碗拍桌子，跺脚锤床板。我记得她们争吵的声音传得很远，引来了许多小伙伴，围在我家门口像看武打故事片一样，我则在门口维和，不让他们踏入我的原本窄小的家门，祖母与母亲在地上纠缠，相互扯着头发，用指甲抓肉。可以想像，我父亲是怎样一种心态与情怀，祖母与母亲打完架后，都是把气出在我父亲身上，祖母说父亲不孝，母亲说父亲没用，父亲则是沉默，我想他的沉默便是从那时养成的，对于祖母与母亲，哪一方都得罪不起。
母亲在我面前说祖母的坏话：“她真恨心呢，我怀着你弟弟干活儿，饿得吃不消，在打谷场吃了一些花生，她在村前破口大骂，说我饿鬼投胎，连做种的花生也偷去吃，至于饭桌上的菜，多吃了一点儿，也拿眼睛儿盯着，好吃的菜尽被她藏起来了，还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贪吃……”
祖母也在我面前说母亲的坏话：“你以为你娘是好人呀，奶也不给你吃，光顾跑到你外婆家去，大半月躲着不出来，你那时饿得整夜哭，我抱你去你外婆家，你娘硬不给你奶吃，还说要扔你到池塘里去……”
现在的媳妇翻身做了主人，可那时是受婆婆管的，封建家长制的意识很重。即便不是祖母带着父亲转嫁给杨荷塘，父亲也一样要听祖母的训话。为此，父亲好几次闹着要与母亲离婚。祖母与母亲的矛盾派生出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矛盾。祖母的突然去世改变了家庭的战争格局，祖母在去世前一个星期里，都是能挑起一担两百来斤重的谷子的，她死于脑溢血，六十二岁，比祖父要大。父亲感觉祖母的死，一如塌去了半边天。倘使祖父死在祖母前边，家产便毫无疑问地落在父亲手里，然而，祖母一死，养祖父便握紧了手中的财权，一些卖谷子的钱全在他手中。祖母死得太突然了，她没有给父亲留下一点点可用资金。战争的格局倾向于父亲与祖父之间。当时，农村中缺少搞活经济，只有粮食能换钱，而四个子女要读书，父亲到哪里去弄钱呢？对于祖父，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父亲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得留一手。那年月我家有八口人，分的田多，又开了许多荒地，种的粮食尚可卖些钱，而我们几个弟妹读书的钱全是靠亲戚借来的。
祖父在六十岁之后便考虑他的后事，将坟砖、寿衣、棺材、坟地、碑石等一应之物全都筹办齐整，好像他马上就要死了似的，事实上，他活到八十岁还没有一点儿死亡的迹象。有一回，母亲在祖父床底上扫煤屑时，扫出一个红红的折子，母亲不认得字，便拿给父亲看，父亲坐在外边椅子上，惊得瞠目结舌，许久才说：“这怎么了得，这怎么了得？”
母亲急问：“那是个什么东西嘛？”
父亲说：“他爷爷存了四千块钱！”
母亲说：“这个死老头子呢，我们这边子女读书，逼得要上吊，他倒瞒着存起私房钱来——对了，我们可以取出来吗？”
父亲说：“没身份证取不出的。”母亲说：“那也不能还给他，看他怎么着！”
据母亲后来告诉我，其实父亲本可以将那些钱取出的，但父亲宁愿自己负债，也没去要那些钱，祖父情知失了存折，也不敢声张，他也不识字，翻箱倒柜地找了几天，便慌慌张张地跑到银行去挂失了。
祖父的性格刚烈，脾气火爆，父亲多半以沉默应对，父亲念在他养育之恩上，对祖父一向是尊敬的，从不对祖父发脾气，作顶撞。父亲的一生忍受到太多的怨恨与苦痛，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几个子女身上。有一回，父亲与母亲凌晨三点来钟去谷场打禾，那年月连脚踏脱粒机都没有，全靠一块石板，两只手使劲，骨头都得酥软。太阳刚升起，祖父端饭来了，他一看，勃然大怒，原来父亲摸黑打错了禾堆，把人家的禾堆打掉了，祖父操起冲天的嗓音，如打雷一般，骂得父亲抬不起头，父亲只是苦笑，不说一句话，或许是他累得没有力气说话，祖父将饭带了回去，至于这事如何解决的，我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