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有半年多没回乡下的老家了。
那天上午，我从长途汽车上下来后刚一进村儿，正坐在街口晒太阳的二奶奶老远的就和我招呼上了。我高喊着叫了声“二奶奶”，然后便快步奔到了她的跟前。二奶奶一把拉住我的手，一边亲昵地骂着，一边数叨说我把家忘了。
二奶奶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姚二爷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就过世了。去年春天，队里把一千多亩地都分给各家各户经营去了，由于她年纪大失去了劳动能力，分下去的地没人种，所以村干部就想把她送到乡里养老院去养老，可恋家的二奶奶说什么都不肯去，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屋和那些热情热脸儿的乡亲们。
在我小的时候，我家和二奶奶家在运河西岸的一面高坡上毗邻而居，两家只隔了十几步远。从呱呱坠地到我二十岁那年离开家乡，二奶奶是看着我一天天长起来的。
从前，二奶奶家的老房前有棵杏树，屋后边有棵碗口粗的枣树。每到夏秋两季，只要二奶奶家房前的青杏刚一发黄屋后的枣子稍稍红了脸儿，馋嘴儿的我每天便有了固定的去处……
有一回，我用竹竿儿打下了一堆半生不熟的青杏，盘腿儿坐在树荫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二奶奶从地里收工回来了，她见我忘乎所以地大嚼着，就说：“傻孙子，别吃坏了，没听人说过吗，‘桃儿饱人，杏儿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的说道吗？别吃了，装回家去放着慢慢儿吃。”
到了稻谷飘香满地金黄的秋天，二奶奶家屋后枣树上的大马牙枣红了，灿烂的阳光照射在红彤彤的枣子上，就像一串串数不清的小红灯笼悬挂在高高的树梢。每到这个季节，我又跟那棵枣树摽上了：从枣树干爬上二奶奶家的屋顶，一伸手，大颗大颗的马牙枣就被我撸在了手里，估摸着够吃了，就把散放在屋顶上的枣子攒在一起，躺在房上便甩开槽牙吃了起来……肚子填满了，有时也困了，于是就仰躺在暖洋洋的屋顶上眯上一个小觉儿。直到什么时候把一树的枣树叶儿都打光了才死心塌地。
二奶奶没有子嗣，平时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给我留着。以往，只要我打她家门口路过被她瞧见，二奶奶时常会把我叫住，不是往我的兜里塞点儿炒花生，就是掏给我一把爆蚕豆什么的，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了我读中学。
后来，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工作。出于和二奶奶的深厚感情，我每次从城里回家，总会惦记着给二奶奶买些她喜欢的吃食送过去。
今天见到我，二奶奶没顾得和我说上几句贴己的知心话，就把她那张露了风的瘪嘴贴在我的耳朵边儿，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小声说：“前儿晚上，‘十斤’让车撞死了，脑袋瓜子都撞烂了！”
我愣了一下，问：“怎么撞的？”
二奶奶告诉我：“前儿傍晚儿，那小子去粮站卖粮食回来，不知怎么就把手扶拖拉机开到人家大卡车底下去了，把脑袋撞得都跟烂瓢似的了，还活个什么！……”
听二奶奶磨叨着，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了一副儿煽风耳一对儿雌雄眼儿一根儿麻杆儿腰的十斤模样……惋惜之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蹒跚着走向运河的身影便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立时，那短暂的悲悯之情不但像一粒跳耀的火花般迅疾熄灭了，还有一种天谴的因果报应这唯心的东西在我的脑子里滋生了出来……

九曲十八弯的京杭大运河，蜿蜒的河道犹如一条游动的巨蟒匍匐在辽阔的平原大地上。距大运河北源头四十华里的西岸有一接近九十度的踅弯，在那踅弯处的高坡上，遍布着几十棵硕大的大柳树，繁茂的树冠亭亭如盖；在那几十株大柳树的四面八方，参差散落着一百多户人家，这便是我的生身之地——柳村。
质朴的民风，绸缪的乡情。虽说我的家乡柳村不像陶渊明笔下所描绘的世外桃源那般纯净，却也鸡犬相闻邻里和谐，几百口子人有如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似的。
在我小时，我们乡村人的生活虽然贫穷些，但是，只要是一家花钱置办下的稀罕物儿，也就等于为全村人的使用提供了方便。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没有人为一己之私利去把全村人搅和得不得安宁。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就够凶猛了吧？可是，那么强劲的旋风还是擦着村人的身边儿刮过去了，没见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场面，也没见有谁上去打“仇人”的快意耳光。不能没有的斗争会是在演戏，少不了的批判会是在走过场。可是后来，倒是前面二奶奶和我提及到的那个十斤，却在我们这个与人为善的弹丸小村里，翻腾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二奶奶跟我说起的那个被汽车撞死的十斤，年龄大我三岁。一个人突然遭了意外的横祸，本该引起乡邻们的同情和痛惜，而十斤的惨死，不但没有使善良的乡亲们伤感悲怀，反倒让人们心里咬牙解恨呢？其中自有它的渊源和说道吧。
“十斤”是一个人的绰号，他的小名叫大发，在生产队帐本上登记的大名叫赵继发。小的时候，大发这个名字除了他的养父母喊叫之外，村里人叫惯了他“十斤”这个名字。由于“十斤”被人们叫顺嘴儿了，反倒忘却了他还有大发这个称谓。如果要论说起“十斤”这个绰号的真实来历，那得追溯到三十多年前事了……
我们村里有个叫赵老全的人，按乡亲辈分儿论，我叫他五爷。赵五爷的境况和遭遇偏偏就和他的名字拧着，别人家的孩子就像割茬儿的韭菜，一茬儿旺似一茬儿，可赵五爷老两口儿的膝下就不一样了，饭桌上总是没有增减地放着两只饭碗儿，涮了锅就差狗没喂了。说起来，解放前他们夫妻两个倒是生养了一个儿子，可没保住，养到周岁上时得白喉病死了。打那以后，岁数一天大似一天的赵五奶奶，人们就再没见她的肚子鼓起过。眼瞧着都年过四十的人了，这老两口儿也就死了接续香火的念头儿。
在我们柳村几百口子人里，赵五爷是个少有的勤快人，一天到晚就像拧满了扣的钟表总也闲不住。平时，他有个早起拣粪的习惯，不管是白雪飘飘的冬天，还是暑热难耐的夏日，每天的天光不亮，他就早早的从炕上爬起来了，背上那只油亮亮筐系的粪筐子出了家门儿……
在我们柳村的西边儿，是一条从北京通向天津的京津公路。那会儿，京津公路是维系这两座直辖市之间的唯一的一条直通公路。不管是嘈杂喧闹的白天，还是静谧安澜的夜晚，公路上的汽车、马车总是往来如梭川流不息。
炎热的夏天夜晚，收工回来的人们先去水流清澈的运河里洗个凉水澡，待吃完了晚饭，人们边抹着嘴角儿的粥沫儿，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