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好热，我汗津津地从街上回来准备回家，在小区门口拐弯处碰见了杨林。已经好多日子没看见他了，我还以为他从这个城市蒸发了呢。令我奇怪的是，他头上竟戴了一顶深蓝色的棉帽。人的感受真有天壤之别呀，这么热的天，还有人觉得寒冷？简单打了招呼，聊了几句近况，就各自匆匆走开了。
十几年前，也就是我刚分到这个厂的第一天，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杨林。那天他热情地给我介绍了厂里的情况，言谈之间不乏理想主义的光芒，让我这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那时候，他是车间的会计兼团支部书记。事实上，他作为一名毕业于祖国西南一所大学的学生，分到这个厂也才一年多点儿。
接下来，一连串发生的事，让杨林逐渐灰心起来。每到过年过节，车间都要从小金库里拿出一部分，分别给上级的头头脑脑发奖金。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杨林。他忙碌之余，就是跑到各级领导那里塞钱，连签字也免了。领导嘴里一边埋怨，一边面无表情地照收不误。杨林背地里和人发牢骚，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领导不给他们发奖金倒也罢了，反倒给上级领导发，这是啥逻辑。他的不满情绪早有人以小报告的形式反馈到车间领导的耳朵，领导才不管你什么逻辑呢。适者生存的淘汰法则，终于使杨林从会计的岗位上被挤下来。没过多久，他兼任的团支部书记一职，也被领导随便找个茬儿，一并免除了。
他到了离车间十几公里外的工区担任领工员，毕竟是大学生，总不能让人家一下就到班组操练体力劳动吧。那里，他们的工作是维修管道。冬天的一天，十几个人抬着一根长长的管子走，其中一个平常爱捣乱、刺儿头式的青年，他不但不用力抬，还双手攀在管子中间扮鬼脸，做出一副要荡秋千的样子。由于晃动，沉重的铁管猛地摔在地上，险些砸伤了人。杨林看在眼里，气在心上，他边嚷着“我就是要教训一下你这种刺儿头”，边冲过去飞起一脚，踹在捣乱者的屁股上。这一脚踢的痛快，却又一次给他踢来了霉运。那个被踹的青年的三舅，是总厂什么科室的副主任。杨林被勒令停职思过。很长时间，你会看到一个闲人模样的家伙，整日在工区游游荡荡，那就是他。
那的确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杨林除了没事儿晃晃荡荡，就是关上门，独自读书。工人们暗地里都笑他的迂阔，要想复职，去人家家里赔礼道歉就行了，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读求啥书呢，顶屁用！那时候，我就在那个班组。透过拉上的窗帘缝隙，能看到杨林摇头晃脑读书的情形，标准一个现代孔乙己。他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胡乱地摆放着锅碗瓢盆一些做饭的家伙，再就是床头、桌上的书籍。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书堆里不少马恩列思毛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资本论》、《毛泽东诗词》，翻开来或是倒扣着，和他一起卧在床头。还有许多本小学生作文选之类的书。和他聊过才知道，他要比较哲学家、政治家们和小学生眼中的世界，为自己找一个生存的依据。我说，杨林你活得太累了，你管他什么依据不依据，没有依据人家不比你活得潇洒？你有依据还不是一样倒霉？杨林的眉头凝成川字，他深深叹了口气，坐在床头愣了大半晌。
记得那天我吃了他做的烧茄子。烧茄子做得不成功，面和菜糊成了一锅粥，像丝丝瓤瓤、粘乎乎的软糕。杨林却吃得津津有味，他说毛主席爱吃辣子和红烧肉，他爱吃蒜拌烧茄子，等有一天顿顿吃上红烧肉了，咱的日子也就扬眉吐气了。那天我们说了很多。我终于弄清他的经历：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在一个闭塞的小山村度过童年。刻苦攻读，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满怀希望到了这个城市。现在由理想主义逐渐走向怀疑主义。
果不出所料，杨林的怀疑主义在我调出车间之后，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这都是我事后听说的。他一味顶撞领导的结果，使他终于下到了班组干活。干活没什么不好，劳动的人会更健康些，至少心理上是这样。问题是他的怀疑精神。比如，吊扇的风叶是向下安的，他认为应该向上安。理论是：风，扇向墙，墙反射了风，这时的风不但柔和了，还带着墙的凉气。于是，他牺牲一个午休的时间做好事，把班组所有电扇的叶片都反过来。你想想吧，下午上班的工人们会笑成啥样子。还有，当别人坐在凳子上，明明有位置，他却喜欢坐在一个反扣的脸盆上。他的理论是，脸盆不一定只能用来洗脸，它还可以坐。凳子不一定只能坐，它还可以当柴烧。有人提醒他，哪天别把凳子劈柴烧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养成了爱洗手的毛病。动不动走到水管前，拧开水龙头冲冲。那个被他踹过一脚的青年，会不失时机地故意问周围人：水龙头用坏了该谁修？
没有了办公室，杨林把自己的爱好搬到了宿舍。一间十几平米的宿舍，容纳着三个人的吃喝拉撒睡。终于有一个人不堪忍受搬出去了，剩下的俩人欢欣鼓舞了好一阵子。杨林夜里睡不着，会在宿舍四周瞎转。有一天夜里，同室的小李半夜睁开眼，发现黑暗中杨林站在自己床边，怔怔地望着自己。小李脑袋嗡的一声，呼地坐起来，生气地质问杨林：“你有病呀？”，那样子，好像他窥探了他不可告人的隐私。杨林心平气和回答“我不过研究一下人睡觉时的状态，你发啥火嘛！”
在此之后，杨林的行为每每出格，大家都说他有点儿不正常。直到又一次，他爬上了车间几百米高的房顶，不让人上去，他也不下来。最后费了好大劲儿，几个人才把他弄下来。领导们一商量，就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他的父母来探望，浊泪纵横的老人泣不成声。在那间病房，杨林平静地安慰着父母，你看不出他的不正常。临走时，他的父亲摔掉一把鼻涕，喃喃着“要是娃一直搁家里不出来，恐怕也不会得这病啊，造孽呀！”
半年之后，杨林出院了，仿佛换了个人。原先的热情、好议论、好发牢骚不见了，代之以长久的沉默。后来我听说他和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过了几年又离了婚，现在他成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饥”的人。如果留意，你会经常看到他常常一个人站在太阳地发呆。别人劝他，到屋里凉快会儿，别晒着啦。他回答“我冷。”
在偌大的城市，一个人内心的寒冷，没有人能够体察，但肉体的温暖怎么能抵御内心的寒意？——杨林，一个父母眼中的好儿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村人眼中的天之骄子，如今是一个守着沉默是金的良训，连夏天都要戴一顶棉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