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郊区焚烧的汽车到雅典市中心的街头斗殴，从马德里的万人游行到伦敦的聚众骚乱……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风起云涌，欧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表象就是，欧洲青年从未像现在这样怒不可遏。
英国巴斯大学盖伊?斯坦丁教授指出，经济危机在欧洲催生了一个新的危险阶层：不稳定一代。（《人民日报》09月26日）。
实际上，盖伊?斯坦丁教授指出的“不稳定一代”，不仅只是欧洲有，中国也在滋生、也在成长，这从多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就得到了实证。在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中，青年都是肇事的“主力”，甚至还有许多中小学生参与其中。在其他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青少年的身影也是特别的活跃、特别的激烈。他们打、砸、抢、烧，不择手段、不计后果、那种情景让人不寒而栗！而在不断上升的刑事犯罪率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也占了绝大部分，而且手段残忍的暴力犯罪，计划周密的智力犯罪，比起上一辈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对社会的危害、对秩序的破坏、对群众的残害，对少年儿童的毒害都是非常之大，影响非常之坏。都让人忧心忡忡，让人寝食难安！
当然，按照通常的说法，按照惯性的思维，按照客观的事实，那些有叛逆思维、有暴力倾向、有犯罪冲动、有愤青意识的青年还只能说是极少数。青年人的主体是好的，主流价值观也是积极向上的。所以，这少数“不稳定一代”还不会对国家稳定大局、对社会整体秩序造成严重的危害。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青少年中，这种“不稳定一代”有逐步扩大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阶层固化，官员渎职腐败，留守儿童增加，社会良知沦丧，理想道德教育的缺失，一切向钱思看思维的蔓延、法制观念的淡薄，执法不公的影响等等，都是其产生的根源。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应对，发展起来也会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的。
近些年，我们忙于发展经济、忙于做大蛋糕；忙于城市化、工业化。忽视了人文意识，忽视了理想道德，忽视了公平合理。从上到下，以gdp排序论英雄，以财政收入增长用干部，以先富起来为骄傲，以能发财、发大财为榜样。所以，全体国民都把目光盯在了金钱上、盯在了数字上。国家讲经济总量，地方讲gdp排名，单位讲创收额度，家庭讲总体收入，个人讲挣了多少。大家都一门心思挣钱，千方百计发财。一些人就不管合不合法，不管有不有理，只要能搞到钱，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是有力的用力挣、有智的用智挣，有权的用权挣，有色的用色挣，有胆的用胆挣，有狠的用狠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法律，统统都丢到了脑后，统统都踩到脚下。官员不讲官德，商人不讲商德，文人不讲文德、老师不讲师德，医生不讲医德，众人都不讲公德。做秀的人多，做事的人少。假事真做，真事假做，实事虚做，虚事实做。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走私贩私、坑蒙拐骗、盗窃抢劫、杀人越货层出不穷。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再加上正在兴起的城市化让失去土地的农民日渐增多，流动人口日益增长，缺少亲情、缺少关爱、缺少教育的留守儿童、留守少年越来越多。那种单调寂寞的生活环境，郁闷压抑的心理状态又让他们的人格产生了缺陷，导致他们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所以，一旦出现不稳定的因素，遇到群体性事件，他们往往就成了主力，就走向了极端！对社会、对国家、对他人、对自己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因此，要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定和谐，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发展，就必须要让“不稳定一代”稳定下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地方的力量能够做到，也不是一个号召、一次说教就能解决。它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是需要进行制度性的变革才能成功。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消除制度性的分配不公，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社会的每个层次、每个角落。“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同时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公务员考核等一切国家考试中，都既看学历也看能力，既看文凭也看水平，既看演讲也看品德，就是不看背景不拼爹。坚决惩处官员的渎职腐败，建设一支精干、廉洁、高效、忠诚的干部队伍，使官员成为社会的表率和标杆。中小学要加强理想道德和法制教育，让学生从小就爱国明理、遵纪守法。同时在发展模式上要最大限度地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村学校的撤并。对那些父母离土离乡的留守儿童、少年的关怀，应有制度性的安排和保障，让他们也能在一个有充分人文意识的环境中生活、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