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先秦诸子文章，颇喜其说辞。诸子之论说，很多从一则寓言中切入，阐发大的道理，语言简洁而道理分明，令人受用无穷。其中有两则“反腐倡廉”的寓言，很有意思。原来我们中国政治学从两千年前就开始“反腐倡廉”了，一直延续到现在，可是效果似乎不那么明显，当今的官场腐败问题与两千年前的官场腐败没有什么两样。其中原因，不可不察。
《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了一篇“子罕拒玉”的故事，塑造了“子罕”高洁清廉的高大形象，比包龙图、海瑞早了千百年，成为两千多年间中国官吏的楷模。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宋国有个人等了一块宝玉，献给了子罕。子罕是宋国的高级官员，位居司空，素有贤名，掌管建筑、车马、器械制造等事物。一个宋国的平民百姓要给宋国的大臣送大礼，以封建社会剥削阶级贪婪的本性来看，子罕应该会收下。可是子罕却拒收。可能有人要说了，子罕拒收是假的，今天的中国人给领导送礼，领导一般先是拒收，并且对送礼者晓之以大义一番，待送礼者再三婉转表示奉承后，领导才十分“无奈”的收下，并表示下不为例云云，子罕肯定也是这么干的。
子罕真的也是这么干的吗？那个送礼的人果然说话了：“我这块玉是块价值连城的宝玉，所以才献给您的。”可能送礼的人以为子罕嫌礼品单薄，所以委婉强调了这块玉是块宝玉。子罕也说话了，真的是晓之以大义：“我子罕啊，把不贪当作宝贝。你呢，把这块美玉当作宝贝。如果你把你的宝贝献给了我，那么我们两个都失去宝贝了。不如我们各自持有各自的宝贝吧。”果然是大义凛然之说辞。按我们现在的逻辑，送礼人不死心，应该是表达自己献玉的行为不是贿赂领导，请领导务必接受一类言辞的时候了。于是送礼人说：“我是一个小小的百姓，却怀有价值连城的美玉，您不收下它，我带着他回乡又有被劫持的生命危险，您让我怎么办呢？”意思是请子罕务必收下这块美玉。按说接下来该子罕十分“无奈”的收下，并表示下不为例云云了。可是子罕这个封建官吏并没有现在的官员“党性”高，没练成当今官员那种深厚的本领，而是把送礼人安置在自己辖区内，并找了一个玉匠把美玉雕琢一番，卖成一大笔钱交给了送礼人，并安排他回乡去了。
子罕没有贪图美玉，不仅不贪，还散家财来报百姓。鲁襄公二十九年，宋国发生了饥荒，子罕请示宋平公，要求把公室的粮食借给百姓，并让诸大夫们也把粮食借出来，以便保民赈灾，使国家度过危机。子罕自己的家族借粮食给百姓，不写借据，同时还以那些缺乏粮食的大夫的名义，借给百姓粮食。宋国平稳度过了饥荒，老百姓没有挨饿。联想起元末、明末的帝国官吏面对大饥荒时的自私敛财的表现，令人感慨千万。到了晋朝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大臣斗富的著名故事。《世说新语?汰侈》上记载：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于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官吏不比政绩而比富庶，不必品格而比金玉，也难怪司马氏最后偏安东南，最后亡国了。
上一则是说官吏清廉而保民一方的，下面的一则讲得是国君贪婪而致亡国的。
《韩非子?喻老》里讲了一则萁子谏纣王的故事。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必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
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这则故事很好懂，用成语可以概括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或“防微杜渐”。萁子毕竟有政治眼光，从商纣王开始用象牙筷子而预见到纣王将来的穷奢极欲。我们中国数千年所行的是帝王专制体制，在人世间皇权至高无上，只有一个虚无的“天”对皇帝有着某种制约。如果皇帝英明有德的话，天下还能太平；可是如果皇帝狂妄到连“天”也不放在眼里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他的胡作非为了。大臣贪婪的话，皇帝尚可把大臣杀掉；皇帝贪婪的话，谁能制的了？不幸的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多的是“狂妄”的皇帝，一个个穷奢极欲，人民苦不堪言。更可笑的是，晋惠帝居然在天下慌乱百姓饿死的情况下说出了：“何不食肉穈？”
明太祖朱元璋贫贱出身，所以特别痛恨贪官污吏，制订了特别严酷的刑法来维持大明官吏的清廉。最出名的酷刑大概是“剥皮实草”了，就是把贪官污吏的皮剥下来风干，里面塞满干草，悬挂在县衙。这是对帝国官吏的威慑，任何官吏摸到银子时大概都会想起悬挂在衙门上的干尸，怎么还敢贪腐？洪武朝吏治还算清明，可是朱元璋之后，大明王朝就实在太不象话了。不仅大小官员贪、嫔妃贪、太监宫女贪，就连高高在上的皇帝也贪。正德皇帝死后，小金库里留下了数以千万两的银钱；万历皇帝不仅将张居正执政时期积累的国库挥霍一空，以至国家打仗都没有军饷，而他死后却在宫中发现了大量的财富，是以有“明朝之亡，亡于万历”之说。
中国人论吏治之腐败问题，向来归于官吏的个人修养不够高，国家的法律不够严酷，因次澄清吏治之时，总祭之以教化或杀头的法宝，现在叫“整风”。可是孔夫子的教诲行了两千多年也没能澄清天下，贪官污吏的头颅杀了千万也没能官场廉明。就是现在的“整风”，也没能根治官员们大面积腐败的痼疾。我们不可能通过教育，官吏们都达到子罕那种高洁廉明的境界。
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往往忽略了专制毒素的影响。帝国时代国家虽然有监察御史之类的官职，负责监管百官行为得失，以向皇帝报告，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