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除了解忧遣愁外，还有一项极特殊的功能，于无形中释放禁锢在心里的真话。古人云：“醉话醒时言”。大文豪高尔基也说过：“醒着放在脑子里的，醉了才放在舌头上。”可见酒之厉害，居然与人之真话构成了某种联系。
这不能不让我想起父亲曾经说起过的一件事：
大跃进年代，我还只是一个十来岁的中学生，下乡劳动蹲点在赫赫有名的“卫星村”。村长是位黑黝黝的中年壮汉，一看便知是位种庄稼的好把式，只是不爱多言语，只顾闷头干农活。可是在欢送我们的晚餐上，他大碗大碗地喝酒，不一会连脖颈都红了。醉意渐浓，话随之渐多。当有同学好奇地问及“亩产万斤”的“卫星”是怎样放上去时，他把酒“砰”地一搡：“屁！啥卫星？全是猪鼻孔里插葱——装象！把几亩地里的稻穗移到一畈田里，我想想都脸红心跳下脚虚啊。庄稼人搞这种骗人骗己的鬼名堂，会没得饭吃的！”此言一出，犹如响雷，惊得同学们全大眼瞪小眼，傻了。当时，我们只晓得报上登的总假不了。老师略显尴尬地赶忙打圆场：“醉话，醉话。不作数的！”
可惜，当我们离开学校，成人后，我们几乎都明白：村长当时并非是醉话，说的全都是酒后的真话！浮夸风当时把人都刮晕乎了，真假不辨了。
父亲的这个故事至今还清晰在我的脑海里。
时至今日，我虽不知当时这壮汉一吐为快后有过些什么遭遇，但显而易见，这些真话在他心底是憋了很久了。我揣摩的问题是：那天倘若没有醉意，他会这样讲吗？他敢讲吗？
人是否要酒后才能吐真言呢？我想，求真乃人之天性。每个人都是喜欢和愿意甚至渴望听真话的。可是，谁都不讲，何来真话可听？
也许只是太多太多的客观原因，或局限、或压抑，甚至扭曲、蚀化了人的天性，直把人生当成假面舞会，逢场作戏般地用引进假、大、空话来附炎趋势，来跟风随雨，或拿来搪塞过失、应付麻烦、规避风险，而且还将此自称为“清醒”。
如果说，只有“清醒”时才会说假话，那么，我宁愿醉。日日醉！
说真话，有时的确不易。然而，唯有真，才善，才美，这是致理。不管怎么说，我依然佩服那位村长。他虽说过假话，但至少在酒醉时作了一次清醒的反省。凡夫俗子们无奈中有时需要借点酒力假着醉意来释放真实的自我，求得某种平衡。因此，今后遇上醉酒人，别一概鄙之厌之。也许正因为这醉，你才会真正认识一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