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开会的时候，大凡有这样一个特点。比如，12点钟开会，他们大多会12点钟准时到或晚几分钟到。往往是越大的领导越晚到，而会议又是必须等领导到齐了才能开。对此，会议主办方通常有一个“聪明”的对策：如果组织下午七点开会，他们会通知与会者六点半开会，这样，七点之前，“尘埃落定”，会议按“原计划”进行。
近年来，“迟到”这种领导者才有的特权似乎平民化了。笔者在学校时，经历过大大小小以学生为主体的会议几百场，几乎没有哪个会议是没有学生迟到的，往往到了开会时间，到场者寥寥数几，更多的同学姗姗来迟。他们大多有这样的一种共同意识或推理：那么早去干嘛（指准时到会），肯定好多人没到，晚点去，去了正好是会议进行时，多节约时间。
推而广之，这似乎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他们深以在开会前坐等别人耗费光阴为“耻”。
这种“迟到的艺术”，跟中国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迟到相对称的就是等待了。中国最早关于等人的诗歌大概是上古时期的《候人歌》，这首歌谣通篇只有四个字：“候人兮猗！”“候人”就是“等待人”，“兮猗”是两个语气词。翻译过来就是“等啊等啊”的意思。古人讲究“诗言志”，那么，这简单的几个字当中包含了作者怎样的感情，焦急？激动？期盼？不管怎样，后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等待的美。例如后来的恋人约会时，女方迟到而让男方等待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中国独特美的形式。
诗经中《邶风·静女》有这样一句：“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躇。”女方明明先来了，去要躲起来，看到小伙子着急了，才现身出来。
由此看来，“迟到”在中国“早”有先例，“等待”在中国充满“诗情画意”。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中国自古就是个惜时的国家，“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等谚语无不显现中国人对时间流逝的警醒和对光阴的珍惜。不过，细细想来，才发现，我们的确惜时却不守时！惜时是对自己生命的爱护，守时则是对别人生命的尊重。柏杨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说到：“在中国，只拼命想到自己，视别人如无物的现象，多如驴毛。”也许，几千年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文化烙印给了“迟到”一片广阔的田野和肥沃的土壤，使得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普遍繁衍在机关，企业，学校等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中国，迟到有无意和有意之分，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迟到往往必须有理由。于是，我们将聪明在这方面发挥到了极致。估计每一个习惯迟到的人都能列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冠冕堂皇但绝不雷同的理由，足以编出一套《迟到理由大全》。
由迟到衍生出来的文化还不止这些。迟到者往往传达出两种信息，第一种是让别人认为我的时间比别人的重要；第二种则是，我只是个小角色，因为要是我是个重要的大人物，我一定会准时现身。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证了上面的话，当迟到变成一种习惯，我们往往可以找到理由。
当笔者向身边的人询问对迟到的看法时，很多人不屑置之：谁没有迟到过啊，算不上什么毛病。然而，迟到这种“痼疾”，可大可小。小者仅关乎个人素质，更简单说就是某种个人习惯；大者，则影响国家运转效率和社会发展水平。“集小恶则成大恶”，相信聪明人可以推理得出。
解决办法，可易可难。易者，希望看过本文的人以后守时即可；难者，人微言轻，岂是笔者说说就能扭转的？
最后问你一句。
今天，你迟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