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意识上来看，面子就是尊严，也是一种骨气。常言道：“树要皮，人要脸。”这里的“脸”绝对不是指人们可以看得见的那张脸，而是指代表着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面子。给了面子，就是尊重了人格；扫了面子，就是侵犯了尊严。因此，自古到今，人们向来很重视面子问题。士可杀不可辱是面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为面子，楚霸王自吻乌江也是为面子。
面子问题的确不能轻看。面子有时候同信仰结缘，和傲骨联姻。面子是一种气质，一种风度，一种人格、一种素养、一种知识和道德综合后的存在，是人格中很高档次的境界，它可以升华为一种尊严。徐悲鸿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先烈们因有伟大的理想的傲骨和信仰，宁可失去生命，也不屈服，也不蝇营狗苟，也不会从为狗爬出的敞开着洞里钻出；古代圣贤们因有高尚的人格，宁可一箪食，一瓢饮，住陋巷，也不为“五斗米折腰”。袁世凯卖国求荣，汪精卫甘当汉奸，不仅仅是自己不要脸了，连老祖宗的面子也让他们给丢尽了，以致落得个千载骂名。晏子使楚，面对楚王的羞辱，凛然以“出使狗国，方能从狗门入”的话反向羞辱了楚王，这不仅保全了自己的面子，更重要的是保全了齐国的尊严，所以赢得了万代景仰。李白不畏贵妃磨砚，力士脱靴，大笑“我辈岂是蓬蒿人”。为尊严不屈皇权显贵，不低头卑躬屈膝于人。
中国人是讲求面子的社会。一个人面子大小，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的社会评价的高低。儿子事业有成，父母自是沾沾自喜；老子出了问题，子女受牵累自是抬不起头来。面子大，办事就会一路绿灯十分顺当；人没面子，没人理睬，可能还会遭人抢白，遇到冷眼相向。所以“面子”在一些人眼里比“里子”更重要。有人在家粗茶淡饭能凑合就凑合，但在外面却显富逞强摆谱。有人衣兜里永远装两包烟，低档自已抽，高档点的给外人抽。还有的人将一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投入了，穿上一件华丽高档的服装，但要饿着肚子为经济的透支买单。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现象，也真是屡见不鲜了。家中来了客人，总要把家中好吃的倾囊而出，末了还得歉意的说粗茶淡饭，慢待慢待。领导要来视察，删树枝，修水沟，剪草坪，整卫生自是忙的不易乐乎。为了搞出气氛，又要请乐队，立彩门，挂汽球。为了突出城市特色，建点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是必须的。至于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下届领导是否拆除另建新的，于这届领导是没有关系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里的统一为每家修栅栏，涂白灰。整齐划一，错落有致，全村的面子象样了，领导的面子上也自然过去了。
然而，太看重面子，也会害了自己。酒桌上被人强劝酒，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推辞，喝个酩酊大醉，伤身又伤体；在一些机遇和竞争面前，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去争，失去了许多发展机遇；在经营管理上，碍于领导或熟人老乡同学的面子，不能一碗水端平，不该办的事办了，不该提拨的提拨了。遇到不顺心的事或伤面子的事，一时想不开愚蠢的要用生命来证明面子的清白，命都没有了，还要面子有什么用？郭冬临的小品买票，每晚排队为他人购卧铺票，争来了所谓的面子，自已却是活遭罪。
其实，面子要不要讲，值不值得去争，关键是看事情的“面子价值”。如果事关国家、集体的荣誉或者人的尊严和人格，这个面子就一定要讲、要争，否则就是“窝囊废”。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纠葛、误会、矛盾的鸡毛蒜皮小事，则大可不必太在意。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忍辱负重于廉颇争强好胜的羞辱，看似是很丢面子的事，但却是保全了赵国的这个大大的国家面子的安危。廉颇负荆请罪，看似丢了面子，但从人格升华上，让人看到了他的大局观的回归。苏武出使匈奴，经匈奴内乱被手下牵连，为证明清白，他刀割脖颈。后被流放到了荒无人烟的北海，完成出使匈奴任务的使命感和忠于汉朝的气节，始终在支持着他一定要活着回去。凭着这股坚忍不拔的毅力，吃着野鼠、啃着野草，十九年后他终于返回大汉。苏武凛然傲骨得到了天下人对他的敬仰，不但是在汉朝，在匈奴这样的国家，也赢得了匈奴人的尊敬。
　面子是由我们自己通过所作所为创造出来的，保持这个面子需要一个长期的经营维护过程。依附于权利利益，权散利尽则面无；想要一个好面子，就要在平日里苦修心智，积德行善，靠近圣贤，远离奸邪。大方的给足别人面子，别人也会不吝啬的给足你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