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吴敬梓先生说的王冕是本土人。据书记载，王冕生年不详（？～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梅花屋主，会稽外史，诸暨人。确切地说，他是诸暨枫桥营盘九里村人，又云乌程，距枫桥约九（华）里路，但不敢说村名由此而得。那里的山矮小，位会稽山脉之末，与萧绍平畴相接壤，山虽不高，但凹塘幽径，村头古樟葱茏，意想不到，山外还有山。可惜没有“白梅”和“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的墨梅。王冕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所以这里也从来没有什么游客，更不要说故居了，“我自爱故乡，故乡岂爱我？”六百多年之前，这里荷塘阡陌，农夫常见一个仪观伟岸，须髯若神，戴高簷帽，穿绿蓑衣，脚踏长齿木屐，腰佩木剑，行歌九里的七尺男儿。如今雪夜黄昏，月落霜白，闻古樟树上：“zhejiangshanxiaku！zhejiangshanxiaku！”呜哀。
见至正十五年（1355）画的《墨梅图》轴，蓦想到“饭牛翁”乃乡人之口头禅，令人喷饭。
铁崖山人就是全堂村的杨维桢（1296～1370），虽与王冕是同一个朝代，但仕途和命运不同，杨维桢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仕途成大人了，王冕则屡试不第，痛心疾首而恨书愤世，乃窘至“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故生年不详，在情理之中的事。铁崖山人的生平事迹，也许爱好书法的人，知道得比我更清楚些，至于他老家的情况我略知详细一些，同样也没有杨先生的遗墨和遗址了。杨家距镇约为五（华）里，王冕往北住乌程，杨老先生往东住铁崖山下的全堂村。殊不知杨老先生钟情于铁崖山，为子嗣建“读书楼”，然后定居现上海的松江终老，其中奥妙我未必能说得其圆。开门见之，开窗见之，耕读习字见之，摹铁崖山之诡谲，下笔清刚劲迈而奇崛，所以逐自成一体矣，以自号许此山？上海博物馆展《真镜庵募缘疏》，观展者云，行书惊鬼，拗强苍劲，不能识其内心面目。
陶宗仪（1316～？）《南村辍耕录》云：“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余窃怪其可恶。”偶读得《金瓶梅》第六回，见《何九受贿瞒天，王婆帮闲遇雨》云：“少倾，西门庆又脱下他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只小酒杯在内，吃鞋杯耍子。”不知当时纨绔才子们有吃“鞋杯”之癖，无法深究。杨维桢他乡终老。铁崖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明末清初的陈洪绶（1623～1713），乡人叫他洪绶公的，字候章，号老莲、悔迟，属于陈家四门头人，今已和枫桥镇连成一片，故说不出“离街几里路。”他在“崇祯皇帝吊煤山”时节皈依云门寺遁入空门，年余还俗。画技博采众长，享有“南陈（老莲）北崔（子忠）”之盛誉，一代明朝遗老，在中国国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好歹保存了一点遗宅，但乡里再也见不到他的一幅画了。
毛奇龄“虞初新志”在《老莲别传》：“十四岁，悬其画市中，立致金钱。”并说见李公麟画孔门弟子勒本，能指出误处，小觑钱塘蓝瑛为他传染，蓝瑛自以不逮莲曰：“此天授也！”终身不再写生。说“崇祯末，愍（谥号为庄烈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寻兵罢。监国中，待诏。王师下浙东，大将抚军固山，从围城中搜得莲，大喜，急令画，不画；刃迫之，不画；以酒以妇人诱之，画。……”又说“非妇人在坐不饮，夕寝，非妇人不得寝，有携妇人乞画，辄应云……”这是毛西河用字给他画的侧面像。
读张岱《陶庵梦忆?陈候章》可见一斑。张岱与候章笃厚，为此得有野史可证，张岱特地去枫桥看《杨神庙台阁》，虽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是受候章的邀请，我想如不是候章的邀请，他是不会去那儿的。
他们的书画在博物馆展出，有关书籍和简介上介绍说，三位出自同一个小镇，有的简介说会稽人，亦云绍兴人，又说诸暨人，可谓众说纷纭。惜不是个一板一眼的学者，看了发噱头，一笑了之。但从地方志的角度出发，这就值得商榷了。如遵照自己孙辈们的称呼，叫自己的老伴呼“奶奶”则妥，对其外则不然矣，时间和地域的演绎不可否认的，但没有一个规范也是乱套的事。
三位老乡的书画，上博馆收藏之，虽不能说是“镇馆”之宝，三人扛一只“鼎，”泱泱大国，小小一个镇，也是绝无仅有的。能不感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