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李斯有感于厕鼠与仓鼠迥异的生活品质及命运乃源于所处的不同生活环境，于是设定了自己的人生计划:师从荀况学帝王为政之术，乘风顺势选择秦国做为自己稳获仓鼠之优越环境的平台。他感叹于:耻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贫困，鄙薄那些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而责难世俗，厌弃名利，还标榜自己与世无争的碌碌之人。不由使人叹服于他一针见血地撕开那些无能且不思进取之人的伪饰假面。便是这样的锐意进取和其卓绝的才能而使他从市井平民一跃为权倾一时的政治谋略家。
私欲或许可以成为人们搏发的动力之源，可当它无限地膨胀之后呢？是否会蒙蔽了他的双眼，而忘记了在保全的基础上发展自身的这一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呢？
一篇千古传颂的《谏逐客书》足以证明李斯的辩才与伟略，不但使他扭转且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更引得古今多少文人墨客如鲁迅这般的啧啧赞叹："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可是一旦他人有威胁到他保位争宠的可能时，“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便再也站不住脚了。韩非的出现，让他深感才学上与政治前途上的极大压力，他便以韩非为韩国人，终究会助韩而抗秦，若放回也是自遗祸患，劝嬴政借故而除之，此时他的嫉妒与恐惧心早已使其忘却了自己在两三年前《谏逐客书》中为六国之人仕秦辩护的观点，也忘却了他同样是异国人的事实，谋害了韩非。就象当年庞涓对待孙膑那样。
李斯善于揣度和迎合嬴政的政治意图，是其获得君王尊宠的途径之一。而当嬴政猝死于沙丘平台时，立使其失去了保其尊位的依托与凭仗，就在这关系到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极其关键时刻，李斯终于没能冲破他一生为之所宥的权力与富贵的独占欲，在深感于扶苏的上台将严重威胁其固有地位的恐惧下，在赵高的阴谋挑唆下，参与了伪造遗诏，迫死扶苏，拥立胡亥的政治阴谋。却不曾想自己的权势非但没有因此而得以稳固，反而是被赵高侵蚀几尽直至被陷害腰斩于市，被灭三族。
嗟乎！“运筹帷幄”，却最终未能使自己得以保全!归则的原因自然有很多，留待大家去阐发吧！
该诗所咏，为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设谋“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事见《晏子春秋·谏下》。
春秋晚期，齐景公在位时，有三位勇士，他们分別是公孙接、田开疆及古冶子，武勇过人，个个以一当千，只是他们个性骄傲而狂妄，如联合起來，足以威胁齐王室政权的安全。宰相晏子设计除掉他们。而他的道具仅是两只桃子。庭宴上，晏子建议将鲁国送来的金桃赏赐给功劳最大的勇士，公孙接首先自表功劳，取食了第一只桃，古治子见状，亦自承功绩，也取食了一只。这些令田开疆怒不可遏，表明自己的功勋才是最大的，对此晏子也乘机表示认同，但已无桃可封赐。而田开疆以此为奇耻大辱，挥剑自刎。公孙接大惊：我功微却抢食金桃，此非廉洁之士，视人死而不能从，更非勇者的行为。说完也自刎。古治子悲痛至极：我三人情同骨肉，誓同生死，我怎能苟活？！亦拔剑自刎。
后齐国父老们，对三位勇士，坚守气节而遇难的境遇颇为同情，便作《梁父吟》的歌谣以哀叹之，或许另一方面也在讽刺有贤相之誉的晏子，以奸智害无罪之人的不仁。
由这样一则故事想到发生在诸葛亮身上的一件事，与“二桃杀三士”颇为相似：荆州战役中，驻屯上庸的刘封拒绝驰援关羽，刘备虽愤于此，但依然不忍对义子处以极刑，诸葛亮却认为太子刘禅个性和顺，刘封性情刚猛，骄奢强悍，名义上又是刘禅之兄，恐日后在继承事件上造成危机，一旦刘封和刘禅争起权来，刘禅未必是他的对手。即使刘禅能争赢，也会使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所以诸葛亮为了能在刘备百年之后蜀汉政权能够顺利更迭，因此力劝刘备趁此机会除之，刘备便下令刘封自裁。
很多时候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不得不牺牲很多，计谋虽几近残忍，牺牲虽几近惨痛，却有着不得不为的苦衷。这样的残酷或许早在诸葛亮出山之前便已有清醒的认识了吧！
不知在唱吟《梁父吟》时，诸葛亮是否也在感叹唯持“穷”时不欲得“桃“，“达”时不贪得“桃”的淡泊之志才可自免于祸与全节呢！
而对于晏子，诸葛亮应是推崇和叹服的吧，也正是有着和晏子同样的智慧、清廉和鞠躬尽瘁，才使得千百年来仍保有着对其“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的赞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