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我匆匆地行走在大街上。身边是潮水般涌动的行人和汽车。我没空去多看他们几眼。我不是来做这个城市的主人的，我是为生命而来——为父亲的生命。别人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更多的生命留存的机会。
上午十点，我站在医院门诊大楼的大厅中。医院是冰冷的，身边是来来往往的人群，但我无法感受到一丝温暖。病人们在忙着维护自己的生命，家属们在忙着维护自己亲人的生命，医生是带着笑容工作的，但那笑容和空调机吹出的冷气有着同样的温度。
上午十一点，在别人的指点下，我捏着一个红包，那是我们为维护父亲的生命而东拼西凑来的人民币中的一部分，来到了医生办公室。主治医生知道我是来送红包的，于是他侧身掩着衣服的口袋，只留下一个红包进出的缝隙。医生这时候脸上的笑容绝对是真诚的，但我仍然不能感到一丝丝的温暖。
上午十二点，大部分的医生和护士都已经去食堂用餐，父亲却在这时候顺利住进了医院。我为父亲的生命得到维护而欣慰，可我的身体却总是感觉空调机吹出的空气太凉，这不是我所能忍受的，但我必须忍受着。
下午二点，给父亲检查身体的医生和护士们早早地来到了父亲的病房，他们在忙碌着。我终于有空去看看窗外。病房在十九楼，大街上的人潮和车潮如蚁般蠕动。
下午五点，医生和护士们换班了，一个陌生的护士带着那种和空调机吹出的冷气有着同样温度的笑容在父亲病床头插上一张写着“禁食”的牌子。母亲让我先上外边吃饭，可我忽然没有了一点食欲。
父亲住院的第八天，医生终于给父亲做了手术。父亲再没有了任何的生命危险，我也终于习惯了医院冰凉的冷气。
晚上三点，我站在十九楼的窗口，看窗外的大街。大街上仍然是车马如潮，但这如潮的车马，离我是如此的遥远。我不能有更多的思想，我只是明确地知道。
我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