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消费之物，大抵有其价值，任你鲜艳夺目、五光十色，只要质地耗尽，也就成为垃圾，只有丢弃了的份子。从古至今，取之有道，弃就随心所欲。而今不行了，弃也得讲究规矩方圆：垃圾要分门别类，痰不能随地乱吐，果皮要入箱……环卫工人早、中、晚三班打扫清洁，洒水车播放着音乐缓慢而过，市南郊又要建垃圾处理厂了，这是工业文明的城市，对于广大的农村，这弃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塑料手袋方便但用不了多久，加之包装洗衣粉、饼干、糖、茶叶的塑料袋，连同破破烂烂的农用地膜，埋在地里多年不会烂，混在草料里，牛、羊、猪吃了遗害无穷。啤酒瓶子两毛钱一个，走街窜巷的大婶用篮子背走，白酒瓶子就分文不值，多了总不能老放在屋子里吧，收齐了背到偏僻处倒掉，任它仰仗自然之力，或是被顽童的石块敲碎，或是被风吹雨刷，一不留神就来到沟中渠中、田边地角，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更有愣头愣脑小青年，拎着啤酒瓶子边走边喝，完了往肩后潇洒一甩，蓝莹莹地碎裂在柏油路上，任你什么车，不怕还不行。
畜牧业是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为防病减灾，政府每年都要组织春、秋两次防疫。但对千家万户来说，这个民心工程就不那么简单了：一说牲畜一打针就病，不食不动；一说一打针就瘦，几个月喂不肥；一说打死了谁负责？任你千言万语，只一句话：对不起，我的东西！你莫动！当然这是少数人，话又说回来，不论防疫与否，牲畜总是要病的，那只有大剂量的抗生素饲候着，一百二百不贵，再不行还有一招：将病畜赶到山沟野箐，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医治这顽疾，死了拉倒，要是十天半月这畜生度过了鬼门关，消灾除难，太平安康，却又可以赶将回来，喂养肥胖了过年。多数农民还是精明强干，猪一病就赶紧卖掉，几乎没什么损失。要是死了也不怕，一个电话就有小货车或是小四轮拖拉机来：猪七八十元，马一二百元，牛六七百元。卖得一文是一文，且是“深埋了之”这样简单。
前几天看报纸，民政局有则启事，大致说在某某地方，捨得婴孩一名，望父母速来认领，过时将如何处置云云，才知道这弃婴现象城市中也有。我十四五岁时，邻居王阿婆一早去赶集市，于路上拾得一女婴：稀薄的黄头发，眼睛很小，脸很难看。好些人过来瞧，大家都劝她，五十多岁的人，别折腾了。但这老太太哪里舍得下，她卖了公鸡买奶粉，整宿整宿的抱哄啼哭的孩子，将大人的旧衣服拚改了给她穿。当然，这是不符合计划生育法规的，乡里村里来了领导，七说八说的动员，她总是不舍，一养就是半年，小孩子大约取名叫小芬什么的。终于，一对多年不育的夫妇来领养，年迈的她跋山涉水，送了一程又一程。其实她家也很困顿，几年添不了一件新衣服，但在那个清冷的早晨，她遇到了她，母性的良知与生俱来，她将她揽入怀里。那时虎狼也绝了踪迹，狐狸和野猫却常有出没。
成家立业后，有一回坐车进城，经过老尖峰顶，在十字路口，一个大的纸箱子静卧在路旁，客车司机说话了：谁家？太缺德行！三四天了……前天有人还听到啼哭声！车很快过去，我忍不住回头看那纸箱子，王阿婆一下子高大勇敢起来！她去逝的前几个月，还因为争地基的琐事跟我阿妈吵架，一晃八九年又过去了。坐在车上，我想起小时侯外婆给我讲的故事：夭折的小孩子头很大，过不了奈何桥，总要等到父母来了，将大头藏匿在妈妈的腋下，骗过守桥的小鬼，混将过去。倘如是，这小孩又要等多少年呢？
其实，在广阔的农村，弃婴不是个别现象，女孩、残疾弱智、非婚生育等成了遗弃的主要原因。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光荣伟大的母亲们，一张包裹身子的小毯子，两件手缝的小衣服，一顶小圆帽，一个装饼干或饮料的纸箱子，也许有张生辰八字，也许有一袋子奶粉、一个奶瓶。趁着夜色，放在房边路口，孩子可能睡熟了，也可能放声啼哭，也可能用她不暗世事的迷离眼光打量逃走的亲人。
人世间王阿婆这样的好人很多，绝大部份弃婴重获新生，但象老尖峰顶上那位，活活冻死饿死的也有人在。
这弃物、弃畜、弃人，是真实存在的了，前二者也许属于道德范畴，要靠发展农村经济来解决和改善。
对于后者，应该有一个铿锵的声音发问：谁，遗弃了她们？
那些嗷嗷待哺的孩子，律动的心音，流淌着的血，实实在在的标示了一个生命的存在，遗弃就意味着屠杀，不论她是死掉，还是佼幸活下来，光有爱心显然远远不够，还得有另一种文明：法律上的规范，刑侦上的追查，将这些道德伦丧者绳之以法！
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