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时会被问到，“你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常常觉得好笑，因为这和问者有什么关系呢？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清楚的记得自己由于过度的听摇滚弄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病倒了。今年没有再听，可是精神上非常的奇怪，晚上睡觉经常在凌晨两三点才强迫自己睡觉，即使睡着了也总是被梦惊醒，上周星期三，前天，昨天晚上，我在睡觉时，被身体神经上的剧烈抖动折磨的非常厉害。在抖动中，大脑有无数噪音，脑门像要爆开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症状，当我清醒以后又像什么都没发生。昨晚是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我的眼前居然产生了幻觉。这让我十分恐惧，只好开灯睡觉一直到早上。

昨晚的经历让我想起格瓦拉的一个故事。
格瓦拉的父母都出生于阿根廷贵族，如果不仔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十分像罗密欧和朱里叶，也是由于双方家里反对，只不过他们私奔了。并且格瓦拉的父亲看中他母亲的财富，他本出于名门为什么又在乎财富呢？可能贵族只是地位高，而不一定有很多财富。在格瓦拉小的时候，年轻的母亲由于缺乏经验，把小格瓦拉放在寒风中，以使得他一生都被纠缠于哮喘。但是，格瓦拉以惊人的毅力将哮喘的痛苦压制到最低。在八岁时还和妹妹一起滑冰玩耍，尽管他不时的咳嗽，她的妹妹也因此崇拜自己的英雄哥哥。这个英雄在和美国人周旋的战争中，哮喘几乎要夺去他的生命，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试图去“忘记”这个病痛。问题是，病痛怎么可能去轻易“忘记”呢？这在往后的历史学家那里根本解释不了。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传播学效应”。
李宗吾的厚黑学里也利用了这个传播学效应，大家知道李宗吾创造了“官途之道”，教人如何黑心，厚脸皮，甚至完全仿造，篡改了四书五经的著名选段，将其变为“厚黑经”。可是他自己说自己不是“厚黑之人”，为什么呢？

古今学人布道有一个相同的模式，比如有个故事，写王阳明在衡山布道，在台上讲论语，讲孟子，又讲荀子。说到“因材施教”，他在台上讲对“因材施教”的理解头头是道。可是下课以后，他和他的助教讨论了起来，什么是“因材施教”，并要助教去查经文中的定义。助教很惊讶，为什么王先生一辈子解释因材施教，一辈子主张因材施教，此刻才要去翻典籍？王阳明解释说，“向众者无己也”。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面对无数人的时候，说出去的话当然是要负责的，圣人说的我不可以有自己的随意曲解。可是“究穷竟”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所谓反求诸己。再看李宗吾，他自己厚黑不厚黑其实是别人不知道的，即使历史有所“评价”，可是事实是不知道的，但厚黑学里通篇都是“信息博弈”。“传播学效应”就是这种大众与传播者之间的信息博弈。作为评价者的历史学家和评价对象格瓦拉之间发生的信息博弈产生了某种理解上的断裂，以致没有历史学家看清楚真相。其实按常理讲，格瓦拉这个做法就是所谓的“自欺欺人”罢了。
格瓦拉被视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并且自己也公然承认，他曾说：“如果有人说我们是理想主义者，说我们的梦想都是不可实现的，那我将一千零一次的回答，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问题再进一步，“他真的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吗？”
大家知道，劳尔，格瓦拉和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推翻了巴第斯塔政权以后，格瓦拉在古巴享有崇高的地位，是古巴精神领袖，并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可最后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并且回到了以前打游击的老路上，在这以后他的生活十分痛苦，革命几乎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他的跟随一般都是崇拜者和义务兵，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支持着他完成自己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圣徒，在被枪毙后，他的形象与耶稣惊人的一致。所有普通人按照自己的情理在问，这是为什么，格瓦拉为了什么？所有人弄不清楚，于是理想主义者的名字送给了他。
这个不折不扣的帽子。可是，今天我想讲，格瓦拉从来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的帽子是别人扣的。当他产生一个别人无法理解甚至觉得荒谬的行为时，他在坚持做下去而不顾别人的看法，因为在他眼里，那些所谓的理想就和身边的现实毫无分别。理想是什么？这在他看来，他自己也许都不知道。他只是在做一件“现实”中的事情，并且不需要有任何理由支持他的行为。

所以，真正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其实恰恰就是极其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把不可能的事情看做理所当然。他生活在所有普通人夜里才敢梦想出来的国度里。他的生活在别人眼里是梦想。确实如此，通过灵魂的提升，一个人甚至可以走出人类。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