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公案小说通常以某个清官为主要线索，在曲折起伏的斗争中，清官的个人魅力征服了某些原本投身绿林的侠士，在侠士的帮助下，战胜邪恶。《施公案》是晚清时期侠义公案小说的先导，将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结合到一起。作者文学水平不高，但故事情节离奇曲折，带有神秘色彩，历来为人们所喜爱，这部小说描述的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位清官在侠士们的帮助下为民断案的故事，从这部侠义公案小说中，反应出清朝社会的某些意识形态。
第一：个人英雄主义。在皇权大于天的封建社会，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重在人治。贪官污吏和各种恶势力欺压百姓，普通百姓根本没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他们特别期待像狄仁杰、包拯、海瑞等清官出现，这也是公案小说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也能帮助百姓对付一些黑恶势力，因此侠义小说也长久为人民所喜爱。将侠义和公案相结合的小说更是风靡一时，读者众多。
在《施公案》中，施公施仕伦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是清初名将施琅的儿子，长相十分不堪，“麻脸、缺耳、歪嘴、鸡胸、驼背”，虽长相如此，但他为官清廉、为民做主，深得劳动人民喜爱，同时史书上记载他“聪强果决，催抑豪强，所至有惠政”。康熙时期，国家制度较为宽松，百姓生活安乐，但仍有大量不平之事存在，历史上其他时期更是可想而知。百姓由于不能主张自己的权力，只能寄希望于清官、侠士，这是个人英雄主义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二：神秘力量的存在。清官断案时往往会遇到许多难解之谜，为了沉冤昭雪，人们寄希望于各种神秘力量，希望由这些神秘力量引导清官发现冤情。
施公案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在金有义一案中，金有义莫名其妙见到一只铜锁木匣，里面装有五个元宝，梦中元宝变成了五个孩子，引导金有义前往富家洼，在那里匣子里的元宝又变成人头，导致金有义难逃杀人嫌疑，身陷囹圄。后来又有鸿雁引导施公前去发现真情，还金清白。
在《施公案》中，老鼠、狗鸣冤、旋风围绕犯罪嫌疑人打转等事件层出不穷，这也说明在古代办案手段非常单一的情况下，人们理解清官想揭开许多冤案，但或人手不够，或手段不够，或与官场阻力，而力不从心，这难以解决的矛盾促使人们善意的相信世界上是有神秘力量的存在的。
第三：妇女地位及其低下。在封建社会，女人完全是男人的附属品，在“三从四德”的压迫下艰难生存。虽英明如施公，也十分看不起女性。
例如在七珠九黄案中，扬进宝与妻子庙中避雨，杨被淫僧打死，妻子被霸占。后来施公解救出该女子时，说她“也该一死全节，何忍偷生，不顾大义”，妇人表示自己将殉夫，施公才“意甚悯切。”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中，贞操就是女子的生命，失了贞操的女子罪该万死，如果不死，不光百姓不舒服，连官老爷都要问：“为何不死？”
又例如在假新娘一案中，新郎为了讨好自己的东家，在洞房花烛夜将自己的妻子拱手让给东家，在这里妻子不是人，仅仅是一件可以转染的物品而已。后来被新娘识破，闹到县衙，施公断案后，新娘还是选择回到新郎身边，原因是“嫁鸡随鸡，终无更改”，嫁给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施公竟然说：“贞节有操，唯天可表！”看后，真是让人心里难以平静。
四：个人判断至上和刑讯逼供的合法化。在古代，衙门既是公安局也是法院和检察院，而且全凭一人说了算。这样的案子，难免会有偏颇，一人大权在握，无怪乎会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存在了。施公是个清官，但审案时常常凭自己主观印象办事。
在办公中，施公常常根据第一印象判断被告是否是犯罪嫌疑人，若一看是刁钻之徒，马上让其交代犯罪事实，如果不招，就大刑伺候。在这里刑讯逼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并成了办案的主要手段，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施公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关系，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作为小说，语言上也不够简练清晰，但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且作为最早的侠义公案小说，它影响了后来的《三侠五义》《彭公案》等，是中国古代一部较为优秀的公案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