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自榕返延后赴喜宴，本不喝酒的我喝了两杯，于是头晕乎乎，至夜十一点后才开始看书，而后接着发一通《男人被强暴后的感叹》，本想直接发到顺志作为文学版主的武夷文学网的，但新注册的不知什么原因不能登陆，那就发红袖上。两天后顺至找我，说有人告诉他网上有篇写到他的文章，说“好几个朋友打电话来，看了你写我们的文章说‘很OK’，说写的的确好。”于是我把原文发给他，他放到新浪博客上去了。再后，《男人被强暴后的感叹》被他博上几个圈子加精转贴，对此，我只能在自己的文档里写道：“这真是我被人强暴后收获了痛苦，而他人却享受着快感。有意思。”
其实，我也享受快感。也就是说，我堕落，我快活。
或许是感到我和冯顺志都是闽北人，所以有麦子从顺志的新浪博客上把《感叹》转到南平的武夷文学网上，还写了个短评——《片帆沙岸：非常调侃》，对我和冯顺志两人上文学“贼船”作了比较。据顺志后来对我说，“麦子是福州的一位作家。她很喜欢你的文风和人格”。
从麦子的文字里，我知道她读懂了我心里想说的话，她说我“这，他得忍啊。”作家就是不一样，我玩的这文字小把戏哪里逃得过她的眼睛？只有当领导的看不懂，看了也还是说我不干活、有情绪。只是对她说我“幸也文学，不幸也文学”我感到惭愧，因为我还真没搞过文学，充其量不过是六十年代以前南平、福州街头的评话艺人，钹声一响，用福州方言唱上几句，然后用硬木在桌上一拍，开始用方言土语讲故事了。艺人不算文人。
我至今还不会“文学”，我文档里保存的几十万字和牺牲在不可修复的硬盘里的百把万字真的是如我所说，“我敲击键盘保存了我的五号字后就不再管它死活”，七年来只是在市文联主席每次换将后就拿一篇过去当做进见礼见面，而后当地刊物《武夷》杂志上才有了点我的黑字，此后就销声匿迹。但省城福州的作家开始说我“文学”了，且“很喜欢我的‘文风和人格’”，于是我欣欣然；闽北的作家对我说“我喜欢你的思想和文字，功底深厚”，说我是“有情、有调、有才、有趣的老哥”，说我自己虽然不肯认账，其实“骨子里就是个文人！”于是我大醉。虽然我知道这都是客套话，但谁不爱听好话？于是我开始有快感了。被强暴了七年这快感才徐徐传递到大脑，虽然现在感到快活，但我的反应也太迟顿了。
麦子读完《感叹》后说，我在她脑子形成的印像是“被人推下悬崖的那个人——这个人和朋友一起想去玩蹦极，但系好保险绳走到悬崖边大家都怕，没一个人敢往下跳，突然他跳下去了，于是上崖来时众人都夸他真勇敢，他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骂道：妈的，刚才是谁把我推下去的！”这故事用在这真好，真的。特别是最后一句，“妈的”。
“妈的”，好爽，帮我骂人了，还是用国骂。过去我一直以为在文章里用国骂只有大文豪才可以，比如鲁迅，他在《阿Q正传》里就常借阿Q的嘴过过骂人瘾：“妈妈的……”，现在我知道只要是文人就可以。但我不敢，我是刚入伙的“文人”，要给人点好印像，还是要厮文点，嘴要干净点。但又想也过过嘴瘾，于是在回话时就用了“母亲”的英文读法。Mother和国骂“妈的”读音一样，用来写文章骂人真好，显得洋气，让我这土人也有点洋墨水味，骂了人又不让人觉得，还让人觉得我尊敬女性，见了谁都叫母亲，本来只有最伟大的才配得上用“母亲”这两个字来做代名词的。但今天先这样叫叫，以后我成为有点资格的文人后就变脸用“妈妈的”，我就可以随时随便痛痛快快地打字骂了。我感到快活。
当我堕落为“文人”时，我也在母亲床前轻声问过：“Mother，是谁把我推下去的？”但那时她已瘫痪在床，不会说话了，两年后，我把她老人家送上了卧龙岗公墓。
“MaDe，是谁把我推下去的？”在最初我也想过，但我很快就想通了，那是我自己先走到悬崖边缘，在人群拥挤的时候，我没有去哪个有实力的人身后站站，也拒绝了他人要拉我到有实力的人身后的意见，有什么东西踫了我一下，我掉下去了。
其实，“掉下去”是一个美丽又美妙的过程，在坠到谷底撞上实物前。也就是说，堕落是一个美妙的过程，这过程在外人看来那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下落运动，在自己看来那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今天，我堕落为“文人”，我管理着自己手下的三千多个常用汉字，还在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堕落的这种乐趣，只是这种乐趣不足与外人道也。
但是，下落之时你有惊恐是不许喊叫的，否则领导和旁人就会斥责你。这就违背了当今谁都知道的“有了快感就要喊，有了痛苦就要说”的生活原则。
我掉下来了，我成了“文人”。我还在堕落着，但已不感到惊恐，现在“闲时翻翻书或开机耕耘一番，累时抽颗烟啜口茶，看看窗外平静的河水，心中也不起一丝波澜”，我做到了。我也不怕谁说我不干活，“文人”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干活。谁能保证哪个“文人”现在毫不起眼的一篇小文百年后不会成为经典名著？我曾这样对领导说过。且我说，百年后我成为古代名人时，本地的千万别说我是这出的名人，我来自深圳，因为大家都以为那没有悠久的历史，没有“文化”积淀，因为那里曾被人喻为“文化沙漠”，我只是客居于此。
我头上的直接领导又换了半年多，但我一直搞不懂他大名，连姓都搞不懂。七年了，只有这个领导今年春节过后第一天上班到我办公室拜年，这是我办公室来过的最大级别（不含相当这级别的同学朋友因私情到我办公室来）的领导。某日，该领导约我谈话，本以为这会是个很严肃的谈话，没想到近两个小时下来，就和一般同学朋友聊天一样轻松随意，离开时领导还对我说以后不要等我约你你才来啊，随时想来就来。
这又一次让我有了做“文人”的快感，假设我今天是个行政领导，第一次见上级还不要小心翼翼、必恭必敬？不要很严肃很认真地汇报工作、谈设想、说壮志？做文人就可以免去了那些假大空的套话。
福州回来，本想在有生之年第一次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参加省文联的会议情况，但领导不在家，于是简单写上几字说明来过，并把《感叹》作为书面汇报材料给办公室转交。再见面，领导说，你那“是谁把人培训成流氓后又来教训‘流氓’？是谁在传染疾病后又说别人‘有病’？”说得好啊，提出问题给人思考了。呵呵，于是这两句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