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草民，不是经济学家，我有一点点经济专业知识，但不像经济学家那样渊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济学家关心国家改革，为改革出谋划策，草民我也关心国家命运，这完全不是来自什么崇高的觉悟，而是在国泰民安的环境里，我更能无忧地享受自己的快乐小日子。
这些年心中常怀欢喜，无论走到哪，都能感受到祖国的日新月异，道路宽了，汽车多了，街道绿了，商场的商品多了，好多好多的变化让人感谢改革，感谢为此付出了智慧与辛勤劳动的每一个人。
这些年心中也藏着一份心痛，我是草民，生活在草民中，我快乐着身边草民的快乐，也伤心着他们的伤心，难过着他们的难过。道德是个问题，不过这次我不想提。生存是最根本的问题，草民我看改革就从这里看起，从这里说起。
有草民告诉我，说他宁愿吃毛泽东时代的稀饭，也不愿吃邓小平时代的肉。我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过去计划经济年代虽然苦点，但至少生活都有保障；现在虽然市场上的东西多了，但是他却没钱买，他有时候连吃稀饭的钱都没有。
我们改来改去改的有些人没了饭吃,一个人没了饭吃他会有些什么样的选择呢？
当一个人的劳动没人用钱买了，祖上又无家业供他周转，他就会没饭吃，没饭吃的人有以下几种选择：一、乞讨。这种人是本份人，他明白什么是自己的东西，什么是他人的东西，他还有不侵犯他人财物的道德准则，当他活不走去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做人的尊严，跪在路边祈求路人给他一条活路，在此我要强调的是他的尊重一点都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少，只是生活的无奈逼的他放弃尊严。因此如果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位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多少给他一点。可能有些像我一样并没发财的草民担心过多的帮助别人会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我建议有这种顾虑的朋友每次都在口袋里准备几毛钱，每当遇到了个乞讨者，就给人家一毛，每天控制在一元之内，这样他一个月至多献了30元的爱心，因为他不是每天都上街，也不会每次上街都遇到十个乞讨者，实际上他献的爱心会远远少于这个数字，对于许多有稳定经济来源的人来说，这种付出丝毫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要是每个有能力的人都能这样做，也给一批苦难者以生之出路；二、偷、抢。这种人已经放弃了为人的道德准则，他把人之初的那份性本善都打包压缩置于脑后了，他只有要活下去的念头，为了活，他敢偷、敢抢，有时他很倒霉，会被抓进监狱，但进监狱对他来说未必是坏事，至少在里面他是衣食无忧的。他不是天生就想到要去抢、去偷的，他甚至还记得父亲要他“光宗耀祖”的家训，只是他找不到正当的途径去履行自己的对父亲的承诺。有物质文明做保障才能谈精神文明，有生存保障才能谈正直做人，这种道理我们的社会理论学家早就阐述的很完美了，但是我们在改革中却只抓了重点，忽略了其实也很重要的局部，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活不下去，这个人就可能会演变成一种社会的不和谐音符，而我们过去做的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则想的比较少，事实上他们是弱者，他们经不起竞争的洗礼，他们真的需要全社会的关照，可能他们对生存逆境能扛住一年、二年，时间一长他们将被逼的为了那个饥肠碌碌的胃可以为所欲为；三、无论是选择了乞讨还是抢、偷的那些人都是文化层次比较底的人。要是没饭吃的人中出现个有政治野心和政治谋略的人或者社会上出了这样的人想利用那些没饭吃的人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许多草莽英雄、绿林好汉都有一部人生苦难史，如果我们不希望社会上出现这样的人，就要努力营造一个少有苦难史家庭的和谐社会。让每一个家庭都衣食无忧是多么重要与必要的事情啊！
许多经济学家在用或“左”或“右”的标准衡量我们的改革，草民我不懂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我觉得改革是对头的，只有改革，才有出路，但是我们的改革中存在许多“跃进”行为。过去我们已经吃了不少“大跃进”的亏了，现在我们又在犯着“跃进”的错误，我空口无凭这样说可能许多人会骂我胡说八道，还是让我举两个实例来论证我的观点吧。
在未健全社会生存保障体系的前提条件下就搞“下岗”、“买断”此为一跃。这一跃的损失是什么呢？是民众对国家的信赖。多少辛辛苦苦把青春奉献给了国家的有志之士一夜间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他们有些曾经是“劳模”，是“三八红旗手”，是“岗位标兵”等等，他们曾经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最终却落得下无依无靠的结局。是啊，他们文化层次低，综合素质不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他们天生不爱学习造成的么？还是他们生坏了年月，生在国家贫穷落后之时、“政治挂帅”之际所致？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年代，国家不应该妥善安排被社会发展速度淘汰了的人的衣食住行吗？强者不应该尽点道义为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吗？当国民最终把生存依靠都投向自己手中时，人心是不是“散”了呢？当一个改革使一批拥有尊严、努力追求个人社会价值的人群变得诚惶诚恐于“明天怎么活下去”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进行深刻反思，及时去弥补过失，重新取信于民么？领着人民俸禄的公仆们不应该去做些祥细的调查谁在领最低生存保障费？谁该领却没领？最低生存保障是否能让一个人获得真正的生存保障呢？谁交了养老保险？谁的老年生存没有保障国家应该如何设法使其获得保障？每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劳动者生存状况如何，需不需要，何时需要政府为其提供必要援助？这样对人民的关照一个人也不能拉下，一年也不能放松。否则无论国家养多少刑警都无法保证良好的社会治安。
在未明确“效率”的科学衡量依据时，就开始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此也为一跃。科学地衡量效率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需要长时间的对社会各行各业各种岗位进行统计分析，调查研究。这项工作是艰巨繁杂的，仅仅形成雏形至少要三、五年，而其完善则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的没有止境的事情。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想都没想，更别提去做了，拍拍脑袋就拉开了收入差距，凭什么呢？官位。为什么呢？人家老美也是这样的吗。看看人家全球年收入最高的CEO,我们中国官员实在是寒酸的很呢。在改革中，我们总喜欢闭着眼睛玩“拿来主义”。为什么不看看人家那个CEO是怎样打拼、怎样为企业创造效率的。再看看我们的官员，有多少是靠业绩来的帽子？有多少是买来的帽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