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我读了将近二十年的书，喜欢以知识分子自居，可是我知道自己还远远不够资格，而且现在的社会已不存在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只怨出生得太晚没有赶上知识分子的末班车。现在“知识分子”这一说法，恐怕已被搬进历史博物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次“小阳春”出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死的死、伤的伤。枯藤残荷，留下来的极少有复出的，即使有大半也被洗了脑，在读朱光潜、冯友兰、巴金、任继愈、季羡林等人一生的著作时，极易感受到前后时段的差异。知识分子一旦附庸上政治，就往往会失去原有风骨，成为御用文人，虽得到不少好处但却为业内鄙视，郭沫若便是颇受争议的一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销声匿迹了。把知识分子的消失完全归罪于文革、归罪于政治是不合理的，造成知识分子消失的原因很多，而且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中国，好像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
前不久看过一本书，书名为《最后的知识分子》，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拉塞尔·雅各比所写。雅各比在书的前言中写道：“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全部问题的出发点。美国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虽然国度不同，历史不同，可我亦有同感，二十世纪以后的知识分子一代不如一代，上半叶和下半叶出现严重断代，总体上集中在了上半叶。我是高一那年开始关注西南联大校史的，到现在整整七年了，所经历的时间相当于西南联大的办学史（八年），当时的诸多困惑任然没有解开。西南联大在八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两千多名学生，这一数据还没有我们学校的在校生多，却产生出那么多诺贝尔将获得者、国家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以及活跃在各行业各领域的精英，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汪曾祺、任继愈、何其芳等。西南联大学生不但影响了二十世纪，还延伸到了二十一世纪。后来的清华、北大、南开到现在六十五年的时间里培育出的人才任然远远赶不上西南联大的区区八年，不觉得奇怪吗？当时与后来在诸多条件上不具有可比性，如此天壤之别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历史环境的影响？不是的，恐怕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当今教育界反思。
雅各比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很多知识分子以写书评、言论为生，他们的生活空间是城市的大街和咖啡馆，写作对象是那些有教养的公众读者。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仅靠写作难以维持生计。随着大学的普及，老派的知识分子已被大学教授和高科技专家所取代。现在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学院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只是在校园和狭隘的学术话语里谋生。雅各比提出，老派知识分子文笔犀利敏锐，他们的文章培养感觉、砥砺思想。而学院里的专业人士则为博士论文的文风所累。他在书中说，学院体制已经驯服了知识分子，使他们屈从于金钱、地位和权力，心甘情愿地为专业成果而放弃老一辈知识分子运用纯熟的语言和思辨。雅各比的结论是，专业化非但没有促进，反而更不利于公共文化的健康。雅各比以他心目中“最后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爱德蒙?威尔逊为例，来批评这个强调“学术标准”，但缺乏“批评标准”的时代。爱德蒙?威尔逊是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他看不起所谓的“学术标准”，这位游离于大学体系的作家为维护独立性不怕走极端，公开宣称“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
知识分子的消失不止发生在中国，显然是个世界性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现在的教育机制出了问题？不会全球的教育机制都出问题吧？还是人们的观念改变了？那么是由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改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值得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什么叫知识分子？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国外的主流看法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在这里我侧重于中国传统，讨论国内。定义是现代的，可这一阶层由来已久，知识分子是古代读书人，或古代“士”的现代延续。古代读书人的抱负是要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帝）分忧，为民请愿，并且皇帝也确实会礼遇和尊重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社会已无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
从“仁以为己任”的曾参到“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关心世事，更有到明末顾宪成的一副对联的下句为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在《燕山夜话》中，邓拓便写过一篇“事事关心”的杂文。他在一首名为“歌唱太湖”的诗中更写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延绵不绝的明证。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总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绝无仅有的无间断延续数千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它一直在实施精英统治，让知识分子治理社会，整个社会结构处于和谐、稳定状态。虽然朝代在变，但社会结构总体上并无太大变动，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