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多元化的时候。说某人有“个性”或有“特色”，有时是对他或她的赞誉，如这个人或疾恶如仇时，不顾荣辱甚至生命；或讲原则时，不顾亲戚朋友甚至上级的脸面；或非常敬业，像热恋中的年轻人迷恋对方一样，他（她）迷恋着他（她）的事业；或很有冒险精神，敢做常人不敢做的事而又往往带来阵阵好评，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或好学上进等等突出的美德，就成为人们赞誉有加的“个性”或“特色”了。有时，说某人有“个性”或有“特色”，也可能是对他或她的某些缺点不便公开的批评，只好采用笼统的评说了事，如这个人或拍马吹牛的“艺术”之高，万里难寻；或心狠手辣，为了自身的利益会置道德法律而不顾，甚至不顾无辜生命；或吝啬成癖，就连葛朗台的灵魂也想与他（她）探讨吝啬的方法；或暴怒无常，就是那种遇到“绿豆”大的小事，也狂怒得狮子一般，而遇到死人等重大的事故时反而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此等等突出的丑态，也是有些人的“个性”或“特色”。而说某个人毫无“个性”，又往往当成了人们讥讽或瞧不起的暗语，仿佛他或她是从标准零部件生产线中制出来的，没有生气。
毫无疑问，世界正是因为有了“个性”和“特色”，才使得世界丰富多彩，令人留恋，难以割舍。但某些“个性”和“特色”，却往往成为人们厌恶的原因。
据报道，现在有些手机铃声，有“猫叫声”、“号角声”、“警报声”，甚至有“爆炸声”、“打屁声”以及“嘿嘿的干笑声”。不少人为了彰显自己的个性，他们爱上了这些手机铃声。但这些个性的张扬，却给不少人带来吃惊甚至恐惧，如“爆炸声”、“嘿嘿的干笑声”；或给人带来尴尬羞辱，如“打屁声”。这种有“特色”的手机铃声，尽管没有触犯法律，但从道德的层面讲，却应该退出公共场所，正如有害身心健康的“抽烟”。
有电视编剧说，慈禧是个优秀的政治家，并认为“慈禧办生日就大办特办，她是在为朝廷争面子。”可笑，她不为当时的海军强大来为朝廷争面子，也不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强大来为中国争面子，却使大量的钱花在自己的生日上来为朝廷争面子，说到底，是为她自己的面子。因此，不论是从后人的评说中，还是这种争面子的方法，确实非常有“特色”，这在世界历史上无疑又增添了不少笑料，但却害苦了中国百姓，在随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这样的面子被日本人的炮火，炸得面目全非。
与慈禧办生日相类似的“特色”也有不少，萨达姆也是其中之一，他大办特办的生日，也是要向世界人民看看，他自己是多么受国内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尽管当时有许多伊拉克人民缺少营养。
国内也有些地方官员，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表面上是为了彰显地方“特色”，为地方办实事，实际上却在为不知从何处弄出成就的自己，寻找“政绩”出来，搞一些所谓的“个性”化建筑，最终弄得劳民伤财，浪费了大量的良田，建筑只能当成一种摆设，但又不能像法国的“艾菲尔铁塔”、美国的“总统山”“自由女神像”等建筑一样，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很大的旅游价值。它们除了“负担”和“怨声载道”之外，似乎就没有其他“特色”和“个性”了。东北某县的牛街，南方某县的大广场，有不少地级市扩建的飞机场等等，都是些令百姓、国家伤心的“特色”“个性”建筑。
我们喜欢的“个性”、“特色”应该是能给世人以多采的艺术画面或积极正面的情景，不会伤害别人的利益和情感，相反，它们给人类提供的是难以磨灭思想以及更丰富的物质生活。
苏格拉底临死前所说的最后的话，是最具“特色”的临终遗言之一，他说：“克罗托，我欠阿斯皮斯一只鸡钱，你能记住帮我还清这笔债吗？”多么善良和有责任心的苏格拉底，在临终前，也没有忘了欠别人的钱，这一“特色”，这一“个性”，不知道可使多少缺乏诚信的现代人无地自容，它彰显了苏格拉底伟大的人格魅力。湖南有一矿工（很遗憾忘了他的名字），在面对死亡的降临，也写下了欠别人债务的遗言。我不知道他读过苏格拉底的遗言没有，也不管他读过没有，他的人格魅力同样留在这个世界里，尽管微弱。
在教学中，如果说某位教师的课毫无“个性”或“特色”，无意于是对这位教师教学的否定或贬低，尤其是在文科教师中。
鲁迅先生的讲课，突显出他的“个性”和“特色”，无愧于作为一位伟大文学家和杰出的教授。他并不像某些人追求声音的抑扬顿挫，却没有实质内容；也不像某些人“雷声”般的慷慨激昂，除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外，就没有别的感受了。鲁迅先生的课，是在随和的情态中侃侃而谈，时而幽默风趣，时而意味深长，却充满着力量。也正是这种“特色”“个性”化的讲课，总是吸引着众多的学生。但愿有更多的有“个性”“特色”的又能遵循教学大纲的课堂教学，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这样，中国的学生就不会感到读书的可怕。中国教育需要这类的“个性”和“特色”，中国才会更有生机和希望。老师不应该像是从标准零部件生产线中制出来的，老师的课程更不应该是统一模式。
统一的校服可以给学校增添光彩，又可为早操的队行润色美感，但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是统一的而没有“个性”、“特色”的学生，却肯定是失败的学校。“五四”时期的北大，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化的中心，离不开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包并”。蔡元培先生还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学派”是这样，“个性”、“特色”其实也应该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在个人崇拜逐步升温的气氛下，在“万岁”之声充盈于耳的高调中，在《东方红》响彻大江南北的时候，彭德怀仍旧保持他原有的“个性”和“特色”，那就是不盲目唯上是从、坦诚、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等等美德，他对个人崇拜提出了反对意见。在1959年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恶果，彭德怀又显示其“个性”，不顾个人荣辱的得失甚至个人的安危，勇敢地“分析了产生‘左’的错误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建议。”遗憾的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有这样的“个性”、“特色”的人太少了，最终使“左”的错误越来越大。
以上说明，“特色”与“个性”都是中型词，就看人们怎样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