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史激情，以情发志”——积淀审美心理情感情、志属于审美者的主观世界，初唐经学大师孔颖达认为：“在已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而笔者认为，情属于感性范畴，而志则带有理性的内涵。学史必有情，才能明辨是非、美丑、黑白、可否；史学更应该发志，才能真正感悟历史，使富有情感、兴趣的感性层面发挥到美的极致，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有审美素养的积淀。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客体作用于主体感官，还不足以上产生映像，还必须有一个来自主体方面的回答性的积极过程。”部分学生之所以会面对某种特定事物的刺激而不能作出积极地反映，如对《与妻书》中的林觉民、《我的父亲李大钊》中的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和《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刘和珍、杨得群等热血青年抛头颅洒热血的行为无动于衷甚至冷言讽刺；对反动政府、帝国主义的暴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津津乐道，关键就在于他们还缺乏接受此种信息的心理结构，缺少审美情感的积淀，缺少积极的回答态度。
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必须促使学生激情、发志，帮助他们积淀一些积极的情感，如挖掘蕴涵其中的创造美、崇高美、悲壮美等内容，让学生在内化的基础上“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之中，或者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一个新的结构”(皮亚杰《发生认识沦原理》)。一旦这种格局形成，学生就能获得新内容，增长新智慧，产生积极的情感。
2、“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握审美心理距离
审美心理距离是距离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我们在鉴赏文章事件、人物时，通过审美者自己的心理调整，在审美客体和我们自己的实际利害之间插入段距离，使我们能够换种眼光去看世界。历史长河中充满了数不清的悲欢离合，如果我们不能准确的把握心理距离，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误区，甚至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不能客观地分析文章的事件与人物。更谈不上鉴赏文章所带给后人的美感与启迪。读《岳飞传》，岳飞抗金，功亏一篑，让人扼腕。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心理距离，就会萌发出一种“如果我是岳飞就一定拒不听命，挥兵直捣黄龙府”的心态，甚至会产生“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想法。很明显，审美者已经把历史事件还原于现实生活本身，把审美欣赏变成了情感的发泄。因此，审美者绝对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古人，要与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这样才能使我们在鉴赏文章事件与人物，“有如强烈的亮光一闪而过，照得那些本来也许是最平常的、最熟悉的物体在人们的眼前突然变得光耀夺目”(布洛语)。也就是我们古人所提倡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只有保持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度，才能对审美对象有一个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3、“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经历审美心理体验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论及诗人写诗要诀时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其意为诗人的创作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客观世界——“物”，诗人一定要以非常谦恭的态废，长久地、悉心地体察“物”的及屉变化，切忌拾取零碎的表象拼凑自己的世界。但是诗人又不能永久地滞留在“物”中，必须把外物转化为心中之物，使“物”服从于心，从而做到心“物”交融。刘勰的诗论与现代心理学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客观世界是事物的原初存在，它完全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个人经验。但由于人的个性发展不同、审美体验不同，也就会形成不同的审美感悟。因此，人们有必要对外在世界物貌的随顺调查，逐步地深入到开掘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印象，否则就会失去自我。如读朱自清的《背影》。
4．“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驱动审美心理升华
《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体现了孔子的诗学原则和审美标准；欢乐而不涉淫荡，衰怨而不伤和正。孔子认为“发乎情，止乎礼”——情感的宣泄要有一个“度”。这个“度”的思想与现代审美理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欢乐与哀怨都是有机体对外界作出的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反映，可以归结到本能的范畴。但如果放任这种本能，不对其进行理性的控制——审美升华，就会丧失审美心境，当然就不会产生审美快感和美感。读《水浒传》，知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劳动人民对封建王朝残暴统治的严正抗议，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这种情感未能加以理性的升华：农民起义被拔高到是推进历史前进的惟一动力，而忽视了农民起义的破坏性(社会动乱)、愚昧性(皇权思想等)，这种以偏概全的做法会蒙蔽学生理性的双眼，不能给人以智慧的美感。
“生活即教育”，语文学科具有陶冶情操，激发情感，提高素质等功能，它以世界为舞台，以宇宙为空间，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灵魂，不仅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也体现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程度和客观、辩证加以分析，认识复杂社会现象的趋势，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优化学生的审关心理结构，调适学生的审美心理偏差，能让学生更好地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提高整体阅读素质和人格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