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被麻蛋噎死的，这事说起来无非伤感，其中还有一种莫名的苦涩。

1996年春天，人们早已不再为温饱担忧的年代。时值正月初六，日丽风清，晴空万里，城乡处处沉浸在迎来送往的节庆欢乐中。我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正赶往外地亲戚家拜年，酒杯尚未温润，父亲一个电话取消了我所有行程。爷爷走了，事情来得太突然，没有任何征兆，仅仅因为口中之食，一点诱惑就把爷爷带进了天堂。此前大家都认为，凭着爷爷硬朗的身体，他能轻松活过一百岁。现实是，爷爷那年整九十。

老天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近人情，它只管刮风下雨，和每天的日出日落。至于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并不在它关注和统辖的范畴。俗话说：“听天由命”，就是这么来的吧。

街坊邻里都认为，爷爷是个有“修”的人。本地方言中的“修”指的是“积德行善”，的确是这样，高龄的爷爷临终前近二十年愣是没有生过一天病，而走得也如此干净利落，始终不需儿孙照顾，没有给后人带来一星半点的烦恼。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照顾一个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老人不是件容易的事。能以语言和情感与老人交流，温暖老人孤独而沧桑的内心，已属不易。为老人擦身洗背、端盆倒尿，难闻的气味，疲惫的身体，精神的煎熬，无疑是一种磨砺。因此，哪怕再耐心细致、极尽孝道的子女也难免产生些许怨言，爷爷在这方面算是为后人留下了好口碑。

村里人都叫爷爷“贞股子”，而不呼其名。这不是个好名号，以乡间习俗而论，一般来说，只有被认为木讷、愚钝的人才能获得“坠勺印被颉白股佬”的“殊荣”。爷爷自幼家穷，老实巴交，少言寡语，鲜见他与人交往，更奢谈进学堂识文断字了。即便是几亩簿田，爷爷侍弄了一辈子，仍然与种田能手沾不上边。年轻时，生产队有人向爷爷挑战农活，每回都是父亲挺身而出，以绝优的速度和质量令对方心服口服。因为名字中有“贞”，乡邻送爷爷外号“贞股子”，与此多少有些关联。

母亲说起爷爷，至今仍怀怨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解散，村里全面实行分田到户，家里分到有七、八亩地吧。其时大姐已出嫁，其余姐弟四人年纪尚幼，稍懂事的二姐也才念初二，父母肩上的负担可想而知。那年夏天，正是繁忙的收种“双抢”季节，弟弟突发急性脑膜炎住进县医院，父母不得已放下手中的农活和家务，日夜陪护。临行前父亲再三交代爷爷，孩子还小，家里能够帮忙照看的事就担待些，爷爷满口应承。一日暴降大雨，我和姐姐尚在田间收割早稻，待拣拾完地里的活计，早已淋成落汤鸡。回家看时，晾晒在门口的几挑稻谷被雨水冲刷得所剩无几，姐弟俩欲哭无泪，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而爷爷兀自在屋里呆着，不说不动，好象在欣赏即兴表演，眼前的麻烦全然与他无关，一点都不着急。后来和爸妈说起这事，父亲叹了一声，没有说话，母亲嘴角不停地唠叨着：“怎么这么看得过眼哟。”

爷爷年轻时的故事我所知甚少，只是偶尔从父母的闲聊中了解一些。除了节日，爷爷平时很少和我们一起生活，通常都住三叔或五叔家，在有限的童年记忆中，爷爷是患过精神病的，为此差点丢了性命。应该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吧，爷爷用菜刀抹脖子，割破了喉管，鲜血喷得满地都是，那情形至今想起都害怕。不清楚有没有伤着颈动脉，我从窗外往屋里看，只见村里的赤脚医生手忙脚乱地给爷爷止血、包扎伤口，一会儿喊这个，一会儿呼那个，纱布用完一捆又一捆。命是救回来了，爷爷精神还是不正常，常常说着糊话：“有鬼，有鬼”，有时又突然从床上蹦起要去找菜刀。父亲五兄弟轮流守夜，轮到父亲时，有时也把我带在身边。

待爷爷病情稳定后，父亲问他自伤的原因。爷爷告诉父亲，有个白衣人追他，他跑不脱，只能用菜刀砍。现在想来，爷爷当年得的可能是清神分裂或幻想症，只是那时医疗技术落后，家里更拿不出多余的钱求医问药，因此无从探究病根。自伤事件发生后，爷爷变得更沉闷、更不愿与人接近了。

父亲说，爷爷从来就不是个活络的人，养家糊口都困难。农闲时爷爷仗着有些力气，带着父亲到长汀和宁化等周边县市“挑担”，但一般要比同行的人挑的份量轻，挣的工钱就比别人少。“挑担”是解放前后农民补充家庭收入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因为交通不便，缺乏有效的机械运输，当时商铺的货物流通主要靠人力完成，路途中还要防土匪打劫。父亲成年后，爷爷放弃了这项繁重而危险的营生，任由父亲跟随“挑担”的人群披星戴月、南来北往，自己则闲散在家，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父亲身上，四处奔波练就了父亲一身胆识，父亲因此成了“挑担”的好手。几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父亲仍然时常会提起“挑担”的往事，以及被土匪打劫时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抗争。每当谈及被土匪伤害的同伴，父亲言语中满含悲愤。爷爷倒是很放得下心，从不担心早出晚归的父亲，只要父亲能挣钱回家就行。

因为有父亲担当，爷爷凡事概不过问。爷爷做得极对的一件事，就是把父亲送进学堂，读到高小，算是有了点文化。南下剿匪的解放军部队进驻时，从地方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到部队协助开展工作，通过选拔，父亲成为区中队的一员，并被作为骨干送到市、县培训班受训。父亲是家中的长子，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部队微薄的津贴难以维持沉重的家庭负担，父亲最终选择退出区中队，重拾“挑担”旧业。爷爷对此毫不为然，完全象局外人，当然更不会为此拿主意。几十年了，父亲只要一提起这件事，声音明显激动起来。他说，若不是爷爷不管事，他不会主动退出区中队，否则现在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和他同期受训的战友有人做到了公安局长，他本来应该有更好的前途。听得出来，父亲心里留着遗憾。

除了自伤，爷爷后半生再没做过一件惹人嘱目的事。不吸烟、不喝酒、不挑食、不赌博、不串门、不聊天，从不与人争强好胜，天亮起床，天黑睡觉，偶尔做些农活，日子就这么平淡而简单，这几乎是爷爷生活的全部内容。至于子女的教育，全由奶奶和父亲打理，他倒拣了个清静。爷爷七十多岁做了曾祖父，儿孙绕膝，子孙满堂，这对于农村人来说，绝对称得上“命好”。晚年吃穿不愁，诸事无忧，按理说他这么“命好”的人应该生活得很悠哉，他却偏偏不懂“享福”，虽从不向儿孙们